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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炮退敌说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对从该处经过的中国舰船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甲午战争海上战场的序幕，史称丰岛海战。这次海战，中国方面的广乙”号鱼雷巡洋舰遭受重创后自毁，操江”号运输舰被俘，租用于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只余下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只身而返，可谓损失惨重。但是战后中方的公文中，对于海战失利的详细情形，以及海战中济远”舰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负面消息却大都作了回避和低调处理，反而突出提起了一件多少具有些传奇色彩的事情，即济远”舰在退离战场途中曾用尾炮重创、击退日本军舰的事迹。
舰船上最直接的记事档案是航海日志，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作战情况如何，最原始的史料也就首推该舰的航海日志。令人诧异的是，甲午一役后北洋海军各舰的航海日志类档案大都无从查找，唯独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却部分保存了下来，更为特殊的是，北洋海军舰船的航海日志都是按月制作成簿册以供记，而流传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仅仅只有几页，又偏偏刚好是1894年7月25日、26日丰岛海战事发两天的日志，可谓是巧之又巧。在7月25日海战当天日志的记事部分里，使用很大篇幅提及了海战中的一个战斗片断：十一点，见倭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楼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从这段内容便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1894年7月25日的上午11时日本军舰追击济远”，12时迫近济远”，济远”舰尾炮连续4次击中日本军舰的要害，并击毙了舰上的提督军官等数十人，致使受伤后的日本军舰挂中国龙旗而逃。由于己舰的操舵装置发生故障，济远”舰没有进行追赶，而是乘势回航威海。有关济远”舰用尾炮击退追敌的事迹即由此轮廓初具。
丰岛海战之后，济远”舰于7月26日清晨回到威海，由于当天下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外出巡弋，来不及就丰岛海战情形进行调查汇报，于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遂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出了报告。除简要叙述海战的经过情形外，更着重提起了尾炮退敌一事，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内容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所载大同小异。
时隔4天之后，7月30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具文，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丰岛海战情况。在这份据称是经过查询济远”舰管带、员弁、水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同样也突出提及尾炮退敌一事，但较之方伯谦报告和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更显详细：……'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不仅明确了被击退的日本军舰是日本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以及几次命中吉野”所造成的破坏效果情况，而且丁汝昌还特别提出了两名水兵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次攻击行动的功魁，其他帮助运送弹药、操作火炮的水兵也被丁汝昌称为奋勇，认为有功。不过丁在报告中却绝口没有提到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一场损失惨重的海战而言，具有传奇色彩的尾炮退敌事件无异于是黑暗中的闪光点，给海战画上了圆满的收笔，甚至可以称为是转败为胜，因而尾炮退敌一事便成了丰岛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典型英雄事迹。上述三则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作战情况的官方文件可以认为是用以确立尾炮退敌说的原始史料，除此以外，在当时及此后的一些相关的史料、撰述中也屡有提及尾炮退敌的，基本的情况描述大致相同，但对于事件的细节阐述以及评价却存在着部分明显的差异，基本可以将其分之为两类。
其中以时人姚锡光撰写的《东方兵事纪略》为代表的一类，将尾炮退敌诠释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胆小怯懦，底层水兵奋起自发抗敌，保全了军舰。……管带方伯谦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舵楼，第二炮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整体来看显然很大程度受到丁汝昌海战报告的影响，4次命中吉野”的情况与丁汝昌报告略同，水兵王国成、李仕茂自发抗敌的事迹也同，只是增加了有关水兵王国成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等细节，虽别显出一番生动，但是没有实际出处依据，似不足为信史。被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排除在尾炮退敌事件之外的方伯谦，姚文将其在海战中树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的事例予以公开，认为是管带方伯谦畏葸败逃，基层水兵挺身而出尾炮退敌。
由于济远”舰悬挂白旗、日本海军旗而遁等事被多方史料证明为事实，水兵自发抗敌又符合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因而这一类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影响至为深远，直到现代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论著中还都依旧在使用着并非原始史料的姚锡光观点。诸如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海战史》称爱国士兵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奋起自卫反击。他问大家：谁能帮我运炮弹？水手李仕茂挺身愿助。二人协力发尾炮攻击敌舰。连发四炮，命中三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也命中。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命中'吉野'要害，船头立时低俯。'吉野'受创，不敢继续追击，于12时43分，转轮退走。”几乎就是姚文的翻版。与之类似的还有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称……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反击敌寇……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15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12点43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此外，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同样深受姚文影响，称'济远'水手王国成和李仕茂用150毫米尾炮瞄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击中'吉野'桅楼；第二炮击中其舰首；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击中要害。'吉野'舰首立即低俯，不敢再追。”苏小东著《甲午中日海战》在提及此事时，则更是直接引用了姚文原文。
关于尾炮退敌的另外一类观点，主要以《冤海述闻》等为代表。《冤海述闻》的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被戚其章先生推定为是丰岛海战中任济远”舰驾驶二副的何广成，其著对于尾炮退敌事件的经过叙述大致与上一类相同，但认为击退敌舰的功劳不能由水兵独享，而是管带方伯谦的谋略指挥所致，由此推论济远”在海战中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而遁是为了实施这种谋略而作的准备，水兵击退日舰也是在管带指挥下的职务行为，方伯谦才是尾炮退敌事件的功勋。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值得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冤海述闻》有关尾炮退敌部分的描述在内容与笔法上都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存在相似，因而戚其章先生在《冤海述闻》研究”一文中推测《冤海述闻》的作者何广成即是济远”舰航海日志1894年7月25日部分的记录者。以《冤海述闻》为代表的这类材料，由于在史料叙述以及人物品评上多有明显的偏颇错误之处，因而并不被学界广泛引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所谓为方伯谦翻案活动开始后，一些翻案文章屡屡采择，引之为方伯谦悬挂白旗的正当理由，虽然一时声势颇大，但终究理曲牵强，难以服人。
对于此，早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首先提出过怀疑，认为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可谓一语中的，直指出尾炮退敌问题上的一处关键要害，但是李鸿章并未就此继续深究，事后就不了了之，使得尾炮退敌说的真假更显得模棱两可。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先生在2002年增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姜文直接认为方伯谦和丁汝昌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已经觉察到尾炮退敌说存在漏洞和虚假，可惜书中并未就此问题再展开进行专门论述。
清政府海军国产巡洋舰“广乙”号
尾炮退敌说辨伪
在拥有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丁方二人的海战报告等3份中方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要证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最直接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无外乎是能够在丰岛海战参战另一方的档案史料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对舰队的作战行动、弹药消耗、军舰损害、作战海图等都有详尽的文书档案记录，战后曾会纂成名为《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合集，这部档案是了解日本联合舰队战时情况的重要原始史料。其中关于联合舰队7月25日在丰岛附近海域攻击中国舰船的记录里，与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关联最大的无疑就是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根据中方史料指证，济远”舰尾炮重创、击退的是日本军舰吉野”，如果真的曾经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在吉野”舰的受伤情况报告中必定会有所体现。这份由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海军大佐署名提交的名为交战中敌弹ノ为メ被害报告”（粗译为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的文件，确实记录到了吉野”舰在丰岛海战中受到几次攻击，均由济远”舰造成，分别为：
第一次、一颗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第二次、一颗150毫米口径的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第三次、一颗炮弹落在吉野”舰后部飞桥附近的海面，弹起的弹片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该报告记录，在这三次中弹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的海中，未造成损害。
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重要性相似的日方史料还有日本海军军令部在战后修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该书是日本官修的甲午海战史，具有权威性，有关丰岛海战中吉野”受创的情况有如下记载：八时十分的时候，'济远'舰发射了一颗炮弹，打在'吉野'舰首附近海面上，跳起后击坏了'吉野'舰前桅的斜桁和一些索具。八时二十分时，'济远'舰发射的150毫米口径熟铁榴弹打在'吉野'右舷附近的海面上，跳起后落在甲板上，击坏了一些舢板，而后贯穿甲板掉入舰内，打坏了一部发电机，最后落在轮机室顶部的防御甲板上，幸而没有发生爆炸。”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中的记述基本一致。
另外，日本八重山”号通报舰舰长向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报告海战情况的电报里，也透露出了吉野”受创的大概情况。
从日方的这两份重要史料能够清楚了解到，日本的吉野”舰的确曾在丰岛海战中被中国军舰济远”击中，击中的次数以及部位也与方伯谦、丁汝昌战后提交的报告大致相符，即中弹3次，分别在舰首附近（船头）、军舰右舷（船腰）、飞桥（望台），而且从中弹情况看，都是由吉野”舰舰首之前方射来的炮弹所造成，据此可以判断济远”舰尾炮击中吉野”的事情确实存在。然而这还并不足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因为中日双方的记载在攻击效果以及攻击发生时间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有很大差异。
日本海军“吉野”号巡洋舰
攻击效果
作为中方最原始的海战记录材料，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里称射出的炮弹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与日方记录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从日方史料中看，济远”射出的3颗炮弹都谈不上直接命中敌舰，均属于不可预测的跳弹或弹片间接命中，而且除了击中右舷掉入机舱的那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勉强能够算作击中要害外，其余的2次损害对于吉野”而言都可谓是无足轻重，丝毫没有触及重要部位，这一点可以从丰岛海战之后吉野”舰仍然活跃于海上得到旁证。而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记载，如果考虑到远距离且烟雾弥漫的战场实际情况，那么无异于是一种主观的想像，况且当日的倭提督”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并没有被击死”，之后还参加了9月17日的黄海大东沟海战，直到1898年才病死，可见这处报告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一节更是彻底的谎言，众所周知，丰岛海战中只有一艘军舰出现过挂对方旗帜奔逃的情况，恰好就是济远”舰，而在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上却将这个事迹转嫁给了日本军舰。作为本应十分严肃的舰上文书档案，这份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的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竟然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误乃至荒谬之词，使人不得不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不特如此，对照日本上世纪30年代公布的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规范和实例，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也存在着诸多不合规范之处，以及缺失漏记。倘若不是记录人为了掩盖某些事实且故意不按照规范记载，那可能这份航海日志本身就是一件不值一名的臆造品，除此似乎很难再得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在尾炮退敌问题上，与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内容惊人一致的《冤海述闻》的价值也就由此可见了。
方伯谦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中方用以证明尾炮退敌事件的剩余两份关键史料，在有关炮击效果的方面，同样也充满了错误，无论是方伯谦所称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还是丁汝昌报告所说的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对比日方的实际情况，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由此可见，在尾炮退敌的攻击效果方面，中方3份原始史料的记载都与日方军舰实际遭受的损失相去甚远，完全是一种夸大了的描写。按照3份史料的先后次序看，如果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并非伪造，那么首先就是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进行的夸张性描述，继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进行了夸张性描述。而据称是询问济远”舰人员后做出的丁汝昌报告，显然也受到了这些夸张性描述的影响。
日本海军“浪速”号巡洋舰
攻击发生时间
相比炮击效果，炮击发生的时间似乎对于认定尾炮退敌事件的真实性关系不大，实际炮击发生的时间恰好是用以辨明尾炮退敌事件真伪的关键问题。尾炮退敌事件如果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几个因素，即济远”舰命中了吉野”；命中导致了吉野”放弃追击济远”，由此命中事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必须就在吉野”放弃追击济远”时。
中方的三则原始材料，分别将尾炮退敌的时间锁定在7月25日的中午12时左右，恰好就是吉野”舰停止追击返航之际。但从日方史料中，我们却并得不到这样的印象，《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的吉野”遭受济远”炮击的时间是上午的8时10分，距离12时43分吉野”舰放弃追击济远”还有漫长的4个多小时。继在攻击效果上存在出入后，中日双方的史料在攻击的发生时间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
为了便于说明时间问题，下面先主要根据日方史料将丰岛海战的时序经过进行扼要列举：
1894年7月25日上午7时43分半，日本军舰吉野”首先开火，挑起了丰岛海战。
7时52分，济远”舰还击。
7时55分，秋津洲”向中国军舰开火。
7时56分，浪速”向中国军舰开火。
7时58分，广乙”舰逼近攻击日本军舰。
同时，济远”舰开始离开战场，吉野”舰尾追。
8时10分，济远”尾炮射出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尾炮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三次攻击以后，高升”、操江”从海战场远处出现。吉野”舰停止追击，浪速”舰超越吉野”，继续追击济远”。
8时53分，在浪速”的接连炮击下，济远”舰悬挂白旗与日本海军旗。
9时15分，高升”进入战场，浪速”放弃追击济远”，改为捕捉高升”。其他日本军舰此后也相继聚拢。
9时47分，日本舰队重新分工，吉野”追击济远”，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
12时38分，吉野”追至距济远”2500米时，用右舷炮射击。
12时43分，吉野”舰担心追出过远，停止追击返航。
13时，浪速”攻击高升”。
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方提到的尾炮攻击事件发生在7月25日上午的8时10分以后，吉野”舰虽然于济远”的炮击后一度停止了追击，但9时47分开始又重新追击济远”，直到12时43分因为考虑追出过远，为了保证当天能返回联合舰队锚地报告战况而放弃追击。按此，则发生在8时10分以后的济远”炮击实际并没有造成退敌的效果。
鉴于日方史料中与中方记录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事件较为对应的记载仅有8时10分以后的这一次，如果否认中方史料中的尾炮退敌事件与日方记载的8时10分以后的攻击有关，那么在日方资料中再无有关尾炮退敌的类似对应记载，发生于午时的尾炮退敌事件就仅有中方单方证据。如果承认日方8时10分以后的那段记载就是对应的济远”尾炮退敌事件，即意味必须在中方史料中找到与日方记载类似的证据进行佐证，否则也就失于片面，同样不具说服力。
曾在济远”舰上服务，并参加过丰岛海战的英籍洋员哈富门（Hoffmann），在甲午黄海海战之后即将离华前，有过一段关于丰岛海战的回忆。作为丰岛海战的亲身经历者，对于尾炮退敌这种大事不可能没有觉察，然而哈富门提到的尾炮退敌情况却与7月25日的济远”舰航海日志以及丁、方的报告截然不同，哈富门称'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这段去而又回的记录，与日方史料中8时10分以后的炮击记述完全对应。身为雇佣兵性质的洋员，中日两国海战的情形胜败与否，对其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无太大影响，身处的超然地位使得回忆别有一种客观的色彩。
洋员哈富门的回忆和日方史料相互佐证出了一个事实：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发尾炮击伤吉野”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当日上午的8时10分以后，而且攻击行动并未造成吉野”舰重伤的效果，9时47分吉野”又再度追击济远”，直到12时43分才主动放弃。由此可以判断，中方包括7月25日济远”舰航海日志在内的3件原始史料，关于炮击时间的记载都做了篡改，且所谓的击退日本军舰一事也根本不存在。
关于时间问题另值得一志的是，由于中日双方对尾炮事件记载的时间存在相差4个多小时的情况，对于中方史料中记载发生于午时的济远”舰尾炮退敌，以及日方史料中记载的8时10分吉野”舰遭炮击事件，很多研究者并没有辨明其为同一件事，而是一并采纳，将两则原本是意指同一事件的史料简单累计相加，既收录日方史料中8时10分吉野”的受创，又加上中国史料里12时43分济远”舰击退日舰的事迹，结果出现了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曾两度使吉野”受创的错误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