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根据东北野战军的部署，东北局社会部用逆用电台给敌人发假情报，为敌人布下了一个迷惑网。关于发假情报迷惑敌人，汪金祥同志生前曾特嘱要写上一笔，因为这是情报工作配合辽沈决战的一个大举措。但他所述缺乏具体情节内容，加之年事已高，又在病中，记忆每有模糊不清处。外出查证，公安档案对此无记载，只有时任黑龙江安全厅厅长的张汉斌详知此事，他是当年掌握控制逆用电台的主要执行者。他所述的内容是有头有尾、有声有色的，但又与汪金祥所述有某些合不扰处。现在，当事领导同志多已谢世，再进一步查实确有困难，故在这里，仅以汪金祥同志提出的骨架、张汉斌同志所述的具体内容整理成文登载于此，以俟知情者和公安史研究者，日后予以核实、补充和修正。
一、决战前的准备
1947年5月，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转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我军共收复南满、西满、东满140多个市县，解放人口近200万，加上北满解放区人口，共占东北总人口的86％；扩大解放区30多万平方公里，连同北满解放区，共占东北总面积的97％，开辟了与北满解放区联成一片的大东北解放区。蒋军残余兵力被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的孤立地区，深深陷在我军的严密包围之中。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解放全东北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在公安保卫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根据初步统计，辽沈决战开始之前，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国民党地下军案件6330多起，捕获匪首、匪干6800多名；各级公安部队出动剿匪170多次，歼灭土匪21400多名，收降20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20000多支；打掉县以上反动党团组织190多个，捕获党团骨干分子2000多名；破获美蒋间谋特务案件300多起，捕获派遣、潜伏特务1600多名。同时，按照党的政策，清理了在押案犯。从而维护和巩固了解放区的治安秩序，为后方支援前线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经过三年来各条战线的奋发努力，我们已经拥有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兴旺、治安良好、人民拥护的强大后方，这就是辽沈决战之坚强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力量源泉。
针对这一胜利形势，东北局社会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接敌地区和铁路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坚定地树立一切为前线”的指导思想，大力加强侦查破案工作，严厉打击那些阴谋破坏的暗藏敌人，切实保障后方秩序的安定。在军运线上，必须进行严密检查，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严守军事秘密，确保军运畅通。辽沈决战是对东北蒋军的最后一战，各地必须全力以赴，不得稍有松懈。
为了有条不紊地组织接收，东北局社会部举办了城市干部训练班。根据过去接收城市的经验，由汪金祥部长做了关于新收复城市锄奸保卫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新收复城市的一般规律是乱”：一方面，是残余敌特和流氓盗窃分子的捣乱破坏，市政的暂时失控，某些居民的乱抢东西发洋财；另一方面，是我方某些人员的乱打枪、乱搞物资、乱抓人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必须防止进城后的混乱，大力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同时在锄奸方面和治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和工作措施。要求进城之后，必须用极大力量搜捕残敌，挖掘潜伏特务，严厉打击暴露和暗藏的敌人；同时必须恢复和加强城市的治安、交通、消防和复杂场所、复杂地区的行政管理。只有抓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能迅速稳定形势和安定民心，才能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商业流通，才能便利和安定于群众生活，使城市管理走上正常轨道。
东北局社会部，将平时收集的情报材料分门别类地清理出来，报送东北局转有关方面供入城接收时参考。同时，马上抽选数十名干部组成一支先头队伍，作为陈云同志率领的接收沈阳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陈龙、李钊同志带领直入沈阳，进行接收和开展工作，并调整情报战线，为东北局社会部整体迁入沈阳做好准备。
为了调动敌区情报力量，配合我军前线作战，东北局社会部于1948年春，即对已设立的九台、公主岭、清原、法库诸情报站，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其中，将清原情报站并入开原情报站，使之成为一个较大的能就近及时指挥沈阳敌区工作的战斗机构。除原来派去沈阳的情报人员外，情报站又从蒋军首脑指挥机关新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关系，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许多战略性重要军事情报多是他们提供的。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局社会部又向地下组织下达了三项紧急指示：
1、积极策动敌军起义，相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
2、组织地下关系和可靠群众，保护工厂、仓库、铁路、机关和所有档案、物资、防止破坏；
3、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员，继续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军入城后，配合进行锄奸肃特工作。
这三项指示，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将敌区隐蔽斗争推向了最后决胜的阶段。地下人员在接敌区各情报站的指挥下，按照指示的要求，乘着前线胜利的东风，积极活动起来，迅速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地下斗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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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瞒天过海巧运兵
1948年初秋的一天，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奉命来访东北局社会部汪金祥部长和和陈龙副部长，商谈如何调动东北局社会部的情报力量配合辽沈前线作战的问题。
那是一个秋雨淋漓之夜。室外，秋风挟雨敲打着门窗；室内，宾主亲切握手之后，就围着茶几坐下来，径直地切入了急需商讨的主题。
刘亚楼参谋长首先拿出作战草图，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传达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他指出：这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是解放全东北以至全中国的头一个战役，必须调动东北各路大军驰赴锦州，才能赢得一个胜利的开头。
汪金祥和陈龙兴奋地听着他的传达，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围长，困沈，打锦州，真是一个空前绝妙的打法。他们来到东北，终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为的就是东北全境的解放，这一天就要来到了，怎不令他们欣奋异常！近几个月就盼着东北这次大决战，可没料到竟是这样一种打法，怎不令他们叹服中央决策之出人意料的高明！
他们当即表态说：我们正在深入部署敌区情报工作，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一定全力配合！”
刘亚楼满意地点了点头，指着作战草图说：你们看，我们目前在辽西走廊的兵力还不适应开战的需要。要想打胜这一仗，必须从北满、东满大批向这里运兵，数十万大军统统调上去绝非易事，而且，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让敌人察觉和识破。否则，就将遭到蒋军的阻击，切断我军南下锦州的通道，因此，最好能有一部电台发假情报迷惑敌人，造成他们判断和指挥上的失误，以掩护我大军顺利开进，一举拿下锦州，关上东北地区的南大门！”
汪金祥和陈龙赞同这个瞒天过海的运兵策略，随即提出正好有一部特务电台，是蒋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派来哈尔滨刺探军事情报的，现已被我侦破逆用，敌人还未察觉，可以在我严格控制下，利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做出大文章。具体方案，待研究后，即报请东北野战司令部讨论决定。
经连夜研究，第二天，东北社会部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方案建议我军调出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做出佯攻沈阳的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敌不意开进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编出假情报，经东北野战司令同意后发出，以骗敌人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同意这一方案。同时要求：佯攻部队的出动，要明旗亮鼓，大张声势；而攻锦部队的南下，则要偃旗息鼓，陈仓暗渡，不准走露丝毫消息。
为了使假情报能在敌人心目中发挥最大的可信性，陈龙决定以257组名义，给蒋长春站发请示”电，再给他们楔上一个钉子。请示”内容是：东北野战司令部有一个作战参谋，离心倾向很大，是否可以拉过来为我”所用，以便准确及时地掌握共军”的军事机密。敌人当时正愁派入哈尔滨的特务组被破坏殆尽，急需得力的军事情报人员，于是很快批准同意，并要速报此人的姓名、年龄和官职。逆用电台复电说：此人叫王展玉，31岁，是共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参谋，他手里正握有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可以拍发出去，敌人果然甚感兴趣，相信不疑，立即复电指派王展玉为特派谋报员，表示如果送来的情报重要，还可随时予以提升。其实，这是一个徒有其名而无其人的王展玉。257电台已为我侦查科长张汉斌控制掌握两年之久。长春站毫未察觉，反而认为它不仅能够长期潜伏下来，而且频送情报堪足信重；尤喜此台拉出了一个我军核心内部的作战参谋。从此，王展玉就作为一个活人，不断向敌人发出重要”的军事情报。
我军佯动开始了，逆用电台立即发出情报，说：共军有四个师正在白城子至四平、吉林至沈阳间向南运动”。随后，又发电报告”了我军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沈阳守敌闻讯惊恐万分，慌忙布置空中侦察，密令地面特务查证，并连续数次向257组电台查询：共军南下的意图何在？”复电说：围困沈阳！”敌人经过空中侦察，经过地面特务报告，果然证实我佯动部队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南开进，成千民工大队也沿吉沈公路随军急驰。情报被证实了，257组情报不仅完全属实，而且与其它方面的查证也完全相同。于是认为这个情报很有价值”，立即上报批准，提升257组组长为上校，擢拔获取情报的王展玉为少校谍报员，奖给黄金二十两。
可是，蒋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此时尚有疑虑。他忖度：共军为什么放开孤城长春不打，而偏要直攻内有三十万大军严守，外有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联成环形军事屏障的沈阳？这里定有文章。他担心共军”南下意不在沈阳而在锦州，如果一旦失掉锦州，那么蒋军就将被困锁在东北，被一口一口地吃掉。于是急令空军频繁进行空中侦察，结果查明四平、郑家屯一线并无军运迹象。综合各方面核实的情报来看，事实恰好是：东线车马喧嚣，军情紧急；而西线却闇无声息，平静无事。如此看来，不论是围沈还是攻锦，反正共军正在南下。因此，首先围攻沈阳的可能性还是严重存在的，必须加紧设防，应付共军”的进攻。
敌人终于上钩了，做出我军先打沈阳后取长锦的错误判断。我军则沿四平、郑家屯、彰武、西阜新一线向锦州地区急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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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运线上的安全保卫
1948年9月10日，遵照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繁重而又艰巨的军运开始了。这次军运，要将几十万人大军以及所属的粮秣、军火、汽油、被服、医药等军用物资，及时地、安全地、源源不断地全部送到前线去。这就要上防敌机的扫射轰炸，下防特务的捣乱破坏，而且要迎接当地气候突变的挑战，不论条件多么艰难，多么严酷，都要求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去完成这紧迫的军运任务。整个军运过程必须保密，只有绝对的保密，才有军运的安全。
在此之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就联合成立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在梅河口、郑家屯两个枢纽站设分委会；在中间站和装卸站设特派员，组织起上下一条龙的指挥机构。在军运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从后方到前方，从铁路到地方，将有关系统、有关单位都调动起来，迅即形成了一个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切为前线的热战局面。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不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普遍加强了铁路沿线的安全保卫。在刚刚解放的西阜新地区铁路沿线，开展了敌情调查，彻底摧毁了潜伏有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以及铁友会”、同仁会”、防谍保密组”等反动外围组织，拔掉了敌人楔下的钉子。同时与我军部队和地方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发挥我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战斗精神，组织铁路员工和沿线地方群众，迅速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桥梁和地段。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和郑家屯铁路公安局又分别派出执法大队，在郑家屯、彰武、西阜新一线，负责军事物资的押运和车站、桥梁的警卫，他们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辽西前线的军事需要。
为了保卫我军部队向辽西前线的顺利开进，东北局社会部又派了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县团级干部乔庄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郑家屯、彰武、西阜新这条军运干线上，专门做了部署和检查，他们依靠当地党政组织，配合军队保卫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发动沿线铁路职工和地方群众，掌握敌情动态，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监视铁路内外敌人，控制铁路电话专线，严密封锁了我军行动的消息。这时，敌人开始发觉这条铁路线上有我军运动的迹象，又令257组急查，复电说是奉命进关配合华北野战军进攻承德、赤峰”，就在这电波往来周旋中，在敌人研究辨别中，我军已经悄然如期开到锦州前线了。在短短的9天之内，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共将我10余万大军顺利地送到辽西前线，胜利完成了我军大兵团调动的军运任务。
四、攻锦围长秘密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全面打响，我军雄潮怒浪般涌来，重兵卷地，巨炮裂空，其势不可阻挡。首先切断北宁线上唐榆之敌与锦州守军的陆上交通，然后连克义县、兴城、绥中诸外围军事屏障，切断锦州与锦西蒋军的联系，使锦州城完全裸露在我军的炮火之中。
就在这时候，我隐蔽在蒋东北剿总司令部当作战机要参谋的吴学文及东北军运指挥所的李文生等情报人员，送来蒋军陆空作战计划、兵力配置以及粮秣供应等重要军事情报。冀热辽社会部派出的金荣久、郑经时、韩毓武、张淑芳情报组也积极开展工作。其中打入锦县政府任中校军事科长的韩毓武，复绘出锦州市城防兵力工事要图；打入蒋空军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康祥春，送来航空测绘的锦州城防要图，均送到锦州前线指挥所，为我军破城攻坚提供了有用的依据。随着战役的进展，有关情报一份接一份地送来，有些还是卫立煌亲笔签发的绝密原件，还未下达到所辖各师就落到我们手中了。当时蒋军密码不断更新，但每次变换都及时为我获知，他们的通讯联络已经基本在我掌握之中。因此，我军对蒋军的举措动止了如指掌，紧紧抓住了战役指挥的主动权。
蒋介石坐不住了，急飞沈阳亲做部署。他从华北、烟台抽出9个师，海运至葫芦岛，会同在锦西、葫芦岛原有守敌，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妄图打通我军塔山阻击线，以解锦州之危。然而，他们刚刚登陆，隐蔽在蒋东北剿总司令部任供给参谋的我情报人员李英泽，就将登陆蒋军的部队番号、指挥将领、兵力编制、作战意图等情报送来。我军立令四纵、十一纵、独立四师、六师及热河炮兵队，大力加强塔山防线，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牢牢守住塔山阵地，不许敌援军一兵一卒逾越此线。塔山与锦州相距三十多公里，两地炮声相闻，硝烟相望，但在我连续六昼夜的坚强阻击下，尽管东进援锦之敌连续发动了数十次狂攻，但结果却在塔山脚下弃尸七千余具而未能越过塔山一步。
在蒋介石的一再严令下，作为防守沈阳主力的廖耀湘第九兵团组成西进兵团，不得不西出沈阳，10月8日在新民、巨流河一带集结兵力。他共辖12个师，不敢直援锦州，却采取取巧战术西袭彰武，妄图切断我军补给线，诱我军回师，以缓锦州之围。然而遭到早就等在那里的我五纵、六纵的强大阻击，他未及挨近锦州半步，就只得眼巴巴遥望着守锦蒋军的全部就歼。
东西援锦兵团远火难救近火，我军遂于10月14日展开锦州攻坚战。在900多门大炮的轰击下，迅速突破敌之城防，但城内之敌拒不投降，仍在顽抗，我军又奋勇当先，一条条街道地巷战，一个个地堡地摧毁，一座座火力枢纽地消灭，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在15日扫尽顽敌，全部解放了锦州，前后歼敌10万余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部主任范汉杰立被生俘。范汉杰被俘后感慨万端，他哀哀长叹：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居然从中间折断了！”
锦州的解放，使长期被围已陷于兵饥马困绝境的长春守敌，更加将无战心、士无斗志了。守帅郑洞国面对这种形势，不禁悲从中来：长春只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行将不知其所终矣！”
我军对付长春守敌，采取了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长春情报组这时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守敌动向，防止突围逃跑；加紧策反敌军，激化军粮矛盾，以加速蒋军的崩溃，配合我军解放长春。情报组长王耀纪利用组员高心鲁、王昭晟开办的大贸易货栈正大行，早在蒋军首脑人物中，广泛张开了关系网”。正大行是一个以主营粮食、兼做黄金、皮毛生意的非常赚钱的买卖，总行设沈阳、支行在长春。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崔志光、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关梦麟，对之垂涎已久，就同高、王二人拉关系，企图不投资而从中坐享其利。我们也就利用经济手段投其所欲，靠他们的职权帮助兜揽军粮生意。这两个军统头子本就利欲熏心，此时又想乘机大捞一把准备后路。他们果然利用军粮收购合同制，将军用大豆大批调出，委托正大行榨油加工，待卖出后再用油款为守敌购买军粮。我情报人员将军用大豆售向民间，缓和了群众无粮的矛盾，对军粮则诿辞迟迟拖而不购。而隐蔽在蒋东北粮食总局督调军粮的我情报人员李双，又借故不调军粮去长春，就更激化了军粮恐慌，加剧了长春守敌的动摇。
当时长春军粮全靠敌机空投，但在我高射炮的火力网中，敌机不敢低飞，不得不从高空漫无目的地空投，结果不少投到我军阵区内，成了我军的佳肴；部分投到敌区，又主要分给嫡系新七军，滇系六十军则仍吃粗粮。有些又被接到空投军粮的士兵藏起来分吃了，这就更加剧了官兵之间、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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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和围困的威胁下，长春守敌几次策划突围逃跑。9月间，又接蒋介石的密令，准备以抢秋”为掩护，使主力弃长春，走辉南，过通化，与抚顺之敌会合，逃避最后被歼的命运。这类情报，多从崔、关两个督察处长口中套知。隐蔽在沈阳的情报人员王绍文，也从蒋东北剿总司令部拿到南京国防部布置长春守敌突围的行动计划。因而他们每次一露头，就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被我军猛烈的炮火堵击回去，真是一打一个准，一堵一个灵，他们只得宁肯困守也不敢再突围了。
在城内严重缺粮的压力下，守军又采取了杀民养兵的恶毒政策，他们把瘦弱不堪的市民成群结队的赶出长春。我军在加强围困的同时，又成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难民收容所数十处，有计划地收容和疏散了难民。这期间，我方共发救济粮4000多吨，发救济款6亿多元。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长春饥民的生命安全，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许和拥护。有的难民恢复健康，主动回长春为我军去做侦察和瓦解敌军的工作。
逃则挨打，守则挨饿，去留都是死路一条。守军饿得受不住的时候，在我政治攻势的影响下，有的就偷偷爬到我军阵地上来找吃的，先是一个一个地来，后是一班一班以至一排一排地来，我军则和他们吐腹谈心，把政治攻势做到他们心里去，蒋敌守军和我军战士联上感情，他们就更将守长之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时候，在邹大鹏的统一策划下，我军联络部派在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任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他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信动员他们反正起义；又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主持前方策反工作，刘浩亲自化妆进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并同六十军中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孙公达取得联系，由秘密组织进一步在六十军中做下层官兵的工作。这样上下一齐动，使曾泽生起义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随后又将在梅河口战役中被俘的六十军张炳昌、李峥先两位团长送还曾泽生，他们接受策反任务，回来即催化曾泽生的思想动向，相机进行策反工作。10月14日，曾泽生起义决心已定，即派这两位团长持曾泽生和两位亲信师长的联名信，前来联系起义问题。我方表示欢迎与鼓励，并让曾泽生派正式代表来作最后谈判。16日，派来李佐、任孝中两位副师长作为曾泽生的正式代表商讨和确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同时面交了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以示反蒋的诚心。17日午夜，曾泽生将写给郑洞国和李鸿的劝降信发出，即正式宣布起义，准时交出防区由我军悄然接管。从此，我军就进入长春东半区，曾泽生则在刘浩的伴领下撤至九台休整改编。那天，正是东北初冬一个少有的晴天，起义官兵进入解放区受到我军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如同身在初春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曾泽生激动而又兴奋地说：今天，是我多年来从没遇到过的大晴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