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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外五里有个胡家村，那里产的蟋蟀特有名
中秋佳节到了，喜欢“斗蛐”的一些老北京人又要齐聚一堂，举办蟋蟀友谊赛，这叫做“老北京一乐，中秋斗草虫”。说起北京人斗蛐蛐儿，历史可就长了，可以追溯到明代。直到今天，斗蛐蛐儿仍然是老北京人的一种民俗文化，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历史悠久：宋朝就开始斗蛐蛐
花鸟鱼虫中，“虫”的种类很多，有蝈蝈、金钟儿、油葫芦、唧鸟、伏天儿等等，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蟋蟀。蟋蟀的名称很多，北京人习惯上称蛐蛐儿。
以前，北京盛产蟋蟀，出了四九城就有。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那里产的蟋蟀特别好。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北京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逮蛐蛐儿也是一乐，带上钎子罩子等工具，一走就是一天，在草丛中、砖瓦堆、庄稼地里，循着蛐蛐儿的叫声，轻手轻脚地走去，看准洞口，然后再逮，或探或挖或灌水。远远望去，看着那认真的样子，知道的是在逮蛐蛐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找啥宝贝。
几百年前，明朝的北京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捕捉时“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挑选时则是“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审，养之”。最后再看看斗得怎样，“试而才，然后以斗”。据老北京人说，以前在前门城根一带就有专门斗蟋蟀的地方。
但是，斗蟋蟀并非始自明朝。据记载，唐代家庭已开始饲养蟋蟀。北宋末年顾逢在《负曝杂录》中提到：“斗蝨战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同时也记述了蟋蟀的体性、名色、养法、治法及产、捕、辨、才、斗等。
《宋史》中也记载，宰相贾似道常与他的臣妾蹲跪在地上斗蟋蟀以娱嘉宾。贾似道甚至规定，凡是在斗蟋蟀时，任何人不许打扰，因为这是“军国重事”。他专门编写了《促织经》，成为写蟋蟀的专著，以至于沉迷于此而误了国事。明代已经有蟋蟀盆，斗蟋蟀活动自然应该出现在此时或更早。由北宋入南宋的遗民苏汉臣有一幅《百子图》，画到了蟋蟀，说明斗蟋蟀在北宋已经出现，且发展得十分成熟。当然，他这幅画反映的可能是南方生活，画面中的竹林、芭蕉似乎也说明更可能是南方，这时已经属于南宋，不过可以说明斗蟋蟀可能先兴起于南方。
对于蟋蟀文化，一般认为始于唐，兴于宋，而明清两代则是斗蟋蟀的鼎盛时期。明朝中期以后，连皇帝也经常和宮女、太监一起伏地斗蟋蟀。
著书立说：历代都为蟋蟀出书
有的人养蟋蟀不为斗，在冬天也爱听个叫唤，而这就涉及到培育的方法。人们早就总结出了规律，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还记载了过冬蟋蟀的养法：把土放在盆里，让蟋蟀把卵产在土中，放在暖炕上，经常洒点儿水，慢慢就长出来了。一个来月就能鸣叫，声音很小，入了春，反倒僵死了。有了人工养殖的方法，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被养殖的小虫振翅高鸣，无疑给进入漫长冬季的人们带来几分大自然的享受，“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
然而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纪》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鸣虫和斗虫在不同季节的时价：“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正因斗蟋蟀有利可图，所以爱好者无不精心饲养调教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和表现详细诠释，加之文艺家的妙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对于价格昂贵的冬虫，能买得起的，恐怕只有富家子弟，而非一般“少年子弟”。贫家子弟则往往以孵育鸣虫为营生，并因此形成了一些专家，玩出了不少花样，经营者还有特殊的行业标志。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蝈蝈兴使楝子以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振羽带铜音。出卖者以针插帽为标志。”将铜渣和松香涂于鸣虫的前翅，即所谓的“点药”术，现在仍在北方时兴。这种方法可使鸣声变得更为宽厚动听。
察颜观色：挑蟋蟀要“七看”
喜欢斗蛐者，都希望得到一只能称大王的蟋蟀，其标准是身挺、背宽、形长、头大、腿粗、尾全。经常逮蟋蟀的人能总结出好蟋蟀的规律，《促织经》上说，看蟋蟀的洞穴，就能了解蟋蟀的性情：“虫生于草土者，身软；砖石者，体刚；浅草瘠土者，性和；砖石、深坑及地阳向者，性劣。”
挑蟋蟀是有讲究的。据说“白露”开头之时，蟋蟀完成最后一次蜕壳，民间谓之“‘白露’三朝出将军”，就是说蟋蟀开始进入它一生的黄金时代。到了“寒露”，蟋蟀长得钳老腿粗，威武雄壮，鸣声激越，弹跳有力，极爱打斗。但“白露”以后的蟋蟀并不都是强虫。蟋蟀的品位决定于它的生存环境、种性、虫体质量。凡瓜棚、豆架下生存的蟋蟀，显得肥硕健美，但那是虫里的“纨绔子弟”，徒有其表，被比它小得多的强虫一攻，折翅掉腿。至于庭院、草丝、砖缝中幸存的蟋蟀，一般也是平庸之辈，只能在同伙里咬咬斗斗，上不了大台面。而荒野石坑、古庙瓦砾、人迹罕至之处生存的蟋蟀，经受风霜雨露，能产生体性刚烈的强虫。如果在捕捉它时发现其与蜈蚣、毒蛇住在同一地域，则谓之“蜈蚣蟋蟀”、“蛟龙蟋蟀”，是虫中极品。它们一般中等个儿，头如黑珠，银丝贯顶，黑脸银牙，银脚金翅，钳白如霜，一蹦两米，撞物有声，最是骁勇剽悍，此类蟋蟀方可获得将军虫头衔。
蟋蟀英勇善战，与品相、调试、饲料、喂养方法以及通气、阳光等环境、好的雌蟋蟀等都有关系。好的蟋蟀一看，如在水上一样，神态好，腿有力，爪儿抱得紧，有时小的蟋蟀也能打败大的蟋蟀。蟋蟀的好坏从体形上看：“首项肥，腿胫长，背身阔”，这是上品，不如这些就下一等，如果相反，就再下一等。看颜色知好斗的程度：“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这是按颜色辨别，也有特殊，如麻头、青项金翅、金丝额等也为上品。
所以经常斗蛐蛐的玩家，在挑选蟋蟀的时候会用“七看”的方法，也就是看头、看头色、看斗丝、看眼、看须、看脸、看牙，以此来评判蟋蟀的好坏。
蟋蟀是帝王将相的赏玩之物，也是平民百姓的娱乐方式，本来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娱乐，因其能鸣善斗，自古便为人饲养。当时无论朝中官员，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在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自己的“宝贝”，聚到一起一争高下。即使不打斗，在寒冷的冬季，大庭广众之下，人无我有，当然得意至极。如《帝京岁时纪胜》载：“偶于稠人广座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声，助人叹息，而悠然自得之甚。”到了今天，养蟋斗蟋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仍然吸引了不少爱好者，每年都有各种赛事活动。
趣闻：明宣宗被称为“蟋蟀皇帝”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句话指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据说朱瞻基从小就喜欢玩蟋蟀，登基之后更是派遣宦官四出寻找上好的蟋蟀，带回宫中比赛角斗。他还常常和宦官宫人围成一圈，将两只蟋蟀置于装饰精巧、锦香扑鼻的圆盆中，令其振翅相斗，上下搏击，直斗得一只败阵逃走，一只得胜穷追，围观的宦官宫女不住地鼓掌起哄，宣宗则像个顽童一样兴奋不已。上之所好，下必效焉，在宣宗的示范下，“万姓颇为风俗”，斗蟋蟀一时成为流行的游戏。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促织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