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的葳上，毛主席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的背景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4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4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意识到这个批示不同寻常。18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
1964年1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4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彭真在发言中首先做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彭真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后，表示应该为文艺界分担责任。又提出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当前文艺战线要抓三件事：一、统一认识。要正确估计形势，明确方向。二、拟定规划。积极提倡演现代戏。三、加强写作队伍。”刘少奇肯定了周扬的发言后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4年2月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收到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认为这件事“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5月8日，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说她个人要看，把报告草稿要走，抢先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