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
我从1966年6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13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1962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