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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第五次围剿红军有多少人？ 在第五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红军总兵力最多时约10万人。 一、1933年6月，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撤销军一级建制，由军团直辖师。第1军团辖第1、第2、第3师；第3军团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辖第13、第15师。连同第19、20、22、34师等地方部队共约10万人，这是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总兵力最多的时期。 二、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总兵力减少到8.6万人，随即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败原因分析： 中共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本书认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国共力量的变化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后，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逐渐与外国建立正常关系，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日本侵华势头略缓。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依仗其武力优势(国民党50万，红军10万；前者有大炮1200门，后者只有几十门)，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蒋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军事上，面对堡垒中的敌人和愈益狭小的空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运用最多的就是后来备受诟病的“短促突击”战术。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军前沿阵地时，主力“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周恩来、项英、朱德都有同样主张，朱德、彭德怀、林彪曾撰文论述。这是在战略被动大背景下一种寻求机动攻势防御的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虽有合理性，却不像李德和中革军委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效应。 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317页)。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 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造成了党政军群中许多精英被错杀，元气大伤。其理论依据是张闻天、梁柏台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的理论。实践中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滥杀无辜，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之先导，贻害巨大。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转为战略防御。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方针，失去联合同盟军反蒋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十九路军，把福建纳入手中，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2月后，经过平寮、凤翔峰、广昌外围战，国民党军于4月逼近广昌。 此时，共产党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不谙军事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信赖，成为中共军事决策者，掌握了红军行动决定权。在李德指挥下，广昌战役从4月10日到28日，历时18天。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被动防御政策的体现。此役，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1/5。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用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堡垒战法，节节抵抗，以求为战略大退却赢得更多时间(442页)。后来把这段时间的防御当成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错误加以批判，显然有欠公允。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说，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瑞金会议提出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早在1931年初就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又提出红军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束缚于领土上，应“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之举。到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6月16、17日，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5月中旬后，蒋介石、陈诚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 为集中筹划战略退却。1934年夏中共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主持其事。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战略大退却由此开始。在湘江战役前两个月，从赣南到黔边，行军3500里，几乎未遭遇大战。不过，两个月后的湘江之战，整军以退的8.6万大军，却一败而锐减至3万多人。后人对此质疑甚多，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已超过本文范围，姑置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