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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进攻日本的深远影响
第一，日本镰仓幕府倒台。 由于各地诸侯在抵抗中耗费巨大，镰仓幕府只好放任诸侯们大量侵占公地。原本牢固的幕府经济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不为幕府管辖的土地和庄园，诸侯们对于幕府的经济依附减弱。幕府无法控制全国的背景下，一个不服幕府管束的武士阶层形成，日本的大乱便难以遏制，在元朝征日本之战结束52年后，镰仓幕府灭亡。 第二，东南沿海倭乱肆虐百年。 由于战争，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元朝虽然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但与日本的通商被禁止，走私因而逐渐猖獗。日本走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招募大量武装护从；商人一旦有了武装，便不再安心于辛辛苦苦贸易致富，经常在东南沿海为非作歹。一些日本的诸侯也派遣私家船队参与，“倭寇”从此产生。从元朝中期到明朝中期，倭寇肆虐于中国、朝鲜沿海，为祸达两个世纪之久。 第三，日本对外扩张思想进一步形成。 自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大陆非汉族政权不断崛起，日本开始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衣钵而自居。元朝征日本战败后，日本民族的自高自大由此更一发不可收。万历年间，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便出兵朝鲜，发动“壬辰战争”，放言要征服中国乃至印度，虽遭失败，其自大却并未收敛；明治维新之后，疯狂的对外扩张思想登峰造极，最终差点把日本送进万劫不复。
元朝入侵日本战略图：
元朝入侵日本过程详解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被日本以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后几经出使，均被日本拒绝。
从至元十年（1273）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至元十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元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