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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策反国军将领程潜陈明仁始末
余志宏策反程潜记
1947年初，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余志宏受党组织派遣，回到长沙。不久，他与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官健平接上了头。这年暑假，官健平带着余志宏来到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所在地与书记“唐先生”(周里的化名)见面。从此，余志宏就在周里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
一
1948年7月，程潜来到湖南，出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工委对他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那么谁来做程潜的工作呢?周里把目光放在了地下党员余志宏身上。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由他来做程潜的统战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周里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程潜的族弟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余志宏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杨潮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囚于台湾的程星龄已获释，欲回长沙。余志宏认为此时把程星龄接回长沙，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他的设想得到了周里的赞同。不久，余志宏就托人带信给程星龄，希望他尽快回长沙。1948年8月，程星龄举家回到长沙。
程星龄回到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他们主要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等六人。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的动态。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叔章住处)的便宴。这是经余志宏安排，由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宴席中李达的一番话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程潜的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向程潜汇报了这次便宴的情况。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表示赞同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布了一批战犯名单。程潜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的程潜内心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为了打消程潜的顾虑，方叔章多次与程潜谈话，向他讲了中共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程潜经过深思熟虑，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提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同意由余志宏陪同其会见程星龄。会见时，周里对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称赞他这是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的。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但希望先做5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员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指定余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周里提出的5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一一答应。
二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商定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最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以李默庵、黄杰为首的蒋介石的嫡系。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要他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了。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湖南和平起义是十分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