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在彭德怀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了离婚申请，并离开了他，这也给她造成了终身的悔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一直处于被打倒的状态。特别是到了“文革”，处境更为险恶。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
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浦安修让彭的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
彭德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紧闭，半天沉默不言。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是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
杨献珍本来是坚决反对他们离婚的，但时至今日，也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