攫取军权后，张国焘开始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领导。
首先，他认为遵义会议及其选举结果(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任常委)组织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员，他与王明、康生、项英、任弼时都没有参加，顾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仅有6名，为应到人数的50%，未达到党章所规定的半数以上。对此，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其次，他认为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其实，这个观点在遵义会议上就引起过争论。刘少奇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以来，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博古当时十分恼火：“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他列举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绩，诘问道：“中央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毛泽东从内心里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路线问题牵涉到白区与苏区、中央与地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场的人和未到会的人，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建议将遵义会议的中心锁定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虽然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张国焘与毛泽东、刘少奇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是从泄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检讨工作，那就应该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仅要检讨红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
1935年7月28日，红军抵达毛儿盖。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动下，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也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面对张国焘挟兵自重的公开索权，中央采取了极其忍耐的态度。政治局成员轮番对张国焘做工作。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