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5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6月1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5月31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17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6月1日传达，当晚写好，6月2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