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后 李德为了保护毛泽东亲手生擒张国焘的参谋长【图】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野围剿冶的军 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 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 上，李德受到批评，其军事领导方式和战略战术方针也受到批判，并被写入会议的总结决议之中：“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同志指博古， 华夫同志指李德) 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 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 徒然的。”“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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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德本人参加了遵义会议，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对于李德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伍修权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 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 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 在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 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有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 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