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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拔高鲁迅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4日，作者：钦鸿，原题：《与蒋锡金对坐清谈》。
1982年3月，我去呼兰县参加女作家萧红逝世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见到了久仰的锡金先生。会议开幕的次日晚上，我去呼兰旅社329房间拜访他。先生看到我也很高兴，侃侃而談，不知夜之已深。
他告诉我：他与许广平一起研究鲁迅旧诗的时候，“当时鲁迅日记里有些事情我不清楚，许先生就讲给我听，有些事情许先生不清楚，我就讲给她听。许先生很奇怪，不明白我这个出生于1915年的人，怎么对1912年、1913年的事情这么熟悉。原来我的祖父跟鲁迅是一起在教育部办事的，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生病在家休养，没事可干，就翻看放在家里的教育部的一些材料，翻来覆去地看，以此打发时日，所以对其中很多事情比较熟悉。那时看鲁迅日记，也觉得蛮有兴趣，很仔细地看鲁迅当时办一些什么事情。为此许先生曾说过，搞完诗歌以后，你还可以搞搞鲁迅日记。”
就这样，他们把鲁迅日记上的诗歌全部研究了一遍，锡金作了很多笔记。但还没等写成文章，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许广平被日本人逮捕了，锡金也遭到日本人的追捕，逃到乡下呆了段时间，但家给抄了，笔记全部损失了。几个月后，锡金回到上海，许先生虽已被释放，但行动有人监视。在一些朋友帮助下，锡金躲开了特务的监视，设法到她家里去见了一次面。这以后，由于形势险恶，他无法再去许广平家，鲁迅旧诗研究也就一直未能再搞，时间一长，有不少细节已记不清了。
我问：“那以后你是如何重新写起关于鲁迅旧诗的文章来的呢?”
锡金说：“那是1956年，有一次南下旅行，火车上大家谈起对鲁迅诗歌的各种看法，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谈了自己的意见。有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我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许先生说的，要写的话，也要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旅行回来后，到了沈阳，正是9月30日，马加留我在那儿过国庆节，嘱我过完节日后一定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否则就不让走。在老朋友的好意督促下，我就写了篇《鲁迅诗本事》，谈了鲁迅十首诗，刊登在《文艺月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批驳的，有嘲笑的，也有挖苦的，各种反应都有。本来学术讨论嘛，各抒己见，倒也不足为奇，但不久后开始反右，我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因而被骂了二十年。”
锡金落实政策后，有些朋友便督促他把早就要写的文章写下来，他也觉得有写的必要，就又开始动笔。锡金说：“第一篇谈的是《自题小像》，文章发表后，楼适夷写信给我，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解释呢?他提了三条理由反对我。我回信说，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许先生说的，你的观点我不同意。第二篇文章是谈《哀范君三章》，发表后适夷来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第三篇是谈周作人所抄的六题十三首旧诗。我认为这些诗有些并不是鲁迅之作，有些诗虽确是鲁迅所写，但情调不高，不像某些评论所说的那样。我写了一万八千字，9月份在《东北师大学报》发表。现在谈鲁迅诗歌，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原意去拔高。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主席解释得太高了。这是一首自嘲诗，这两句诗鲁迅对许广平解释过，‘千夫’是指一切人，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我都不管，我横着站，冷对这一切;‘孺子’是指海婴，是说我俯首做海婴的牛。我看这样的解释，才符合原意，如照目前流行的那么解释，后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两句又怎么理解呢?”
从1983年开始，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去东北师大进修。我自然不会放过向锡金面聆教益的良机，于是每次到了长春，去锡金家聊天成了我的必修课。他家的陈设简陋，待客也只是清茶一杯，但我就喜欢坐在他的对面，看他抽着香烟娓娓而谈，恰似享受着丰盛的精神大餐。
有一次，他跟我谈起左联的事情。他说自己没有参加过左联，却了解左联的不少事情。例如左联与上海精武会的事，冯乃超生前曾多次跟他说起过。那是1931年下半年，有一次，左联许多成员在金门饭店(今华侨饭店)三楼集会，讨论去虹口区虬江路的精武会馆进行起义的演习。刚要讨论时，鲁迅来了，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鲁迅是反对这类事的，不能让鲁迅知道，于是骗他说，是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讨论完就解散的，并且临时找了个议题讨论一下，随后叫了一辆汽车将鲁迅送走。鲁迅走后，大家马上赶到虬江路，在精武会馆门口的两边设了岗哨，冲进馆内，掐断电话线。精武会馆的人看他们来势汹汹，却又都是文弱书生，不免有些惊奇，后来听说他们只是借用此地作一演习，并不乱动东西，也就不予阻止，听之任之。
关于写稿问题，锡金对我说：“写稿总要写点新的内容，不能人云亦云，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但新的内容也不一定就是有用的，需要很好地思考。”他的这番话引起我的兴趣，联想起我所读到的他的文章如《鲁迅诗本事》等，觉得不但材料新颖，而且有自己的见解，读后颇开眼界，又令人玩味不尽。可惜就是读到的不多，便问道：“锡金先生，你好像惜墨如金，写得不多?”他笑笑说：“你可能只看大刊物，没有注意到小刊物。我一向喜欢与小刊物打交道，为它们写稿子。我从来不看名声，不凑热闹，有些大刊物摆架子，盛气凌人，我就不理它。”
我本来想追问他的文章发表在哪些小刊物，可他已把话题转到“不凑热闹”这一点上，谈起他在鲁迅生前为什么不去看鲁迅的事来了。他说在与许广平交往的那段日子，许广平就曾问他：“先生在世时，你怎么不来?”他回答说：“那时大家都去找鲁迅，我不愿意凑这个热闹。”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鲁迅这么快便去世了，不禁悔恨莫及，然而转念一想，人虽已去，而作品长存，他完全可以通过读著作与自己敬仰的伟人息息相通。因此，他后来着实下了工夫研读鲁迅的全部著作，终于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
那晚我登门时，锡金正要吃饭，他的夫人赵彝女士端上一瓶牛奶、一只鸡蛋，我惊诧地问道：“就吃这么一点?”他答道：“是呵，今晚就吃这点，每天早晨也这么多，中午吃一至二两饭，一天仅吃这点东西。”他告诉我说，在北京参加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时，也是吃得很少，开始别人都不相信，但时间一久大家也都不以为奇了。他说中国人过去由于条件差，一日三餐以粮食为主，把胃撑得很大，开始是需要，后来成了习惯，尤其农村的人食量都很大。而外国人吃得少，是因为他们讲究食品的质量。自己又是另一种情况，主要是消耗少，故所食甚少。
当我问他是否锻炼身体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不”字。他说身体不要太去管它，思想上不要有什么负担。他说：“我也从来不睡午觉，每晚过十二点才睡觉，早上六、七点起身，醒了就起床。睡午觉如成了习惯，不睡就整天昏昏沉沉。我在北京注释鲁迅著作时，别人睡午觉，我不睡照样精神饱满。”
现在锡金先生也已长辞人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我写下了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