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控制的国家, 被美国制裁的国家 】由27军事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
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早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并在波多黎各岛进行计划生育的实践。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讲演，认为“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1966年联合国开始设立人口基金。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1974年美国控制全球人口的意见遭到各国的坚决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于是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NSSM-200》)。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秘密的)外交政策。《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将计划包装成“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 并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来实施其计划。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不但参与了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也参与了巴西、泰国、秘鲁等国的“自愿性”计划生育。1990年代《NSSM-200》被曝光，但仍是美国政府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官方基石文件。它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或不受到其思潮甚至具体策略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目录
一、美国颁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时代背景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实意图
三、中国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的受害者
四、中国不是唯一受害者
五、不对称的博弈
六、计划生育--摧毁中国的绿色鸦片
七、美国需要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
一、美国颁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时代背景(选编)
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1974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简称《NSSM-200》[1]。《NSSM-200》是由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主导下完成，因此又称《基辛格报告》。
基辛格是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他不仅仅受雇于美国总统，他还受雇于一手栽培他的犹太裔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家族从1940年代以来一直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具有关键性影响力)。基辛格只是《NSSM-200》的捉刀人，站在他后面的是洛克菲勒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等重量级人物。其中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洛克菲勒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对于约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2]。作为著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三世的动机应该是很“高尚”的：让大家都过上他那种奢华的生活。在洛克菲勒三世的眼里，只有他那种奢华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笔者童年在湘西农村那种生活、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肯尼亚的亲人和先祖们的生活只能算是“非人的生活”，生存就是不幸，这样的人是连生存的权利都不应该有的。中国现在一些城市精英的心态也与洛克菲勒三世当年类似：农民穷，不值得同情，谁让他们超生孩子了?
优生学因为纳粹德国而臭名昭著，但是改头换面之后演变成了人口控制论。洛克菲勒三世在1950年东南亚之行中看到这些地区人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但人口却快速增长，感触很深。于是，这位“慈善家”便“大发慈悲”，于1952年创办了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资助各国进行计划生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上影响很大[4]。
1961年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洛克菲勒说：“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2]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5]。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著名的《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方法，他希望世界人口减少到5亿。他认为美国两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建议美国首先以身作则，将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6]。
1969年7月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约翰三世减少人口的实验和报告，后来成为基辛格《NSSM-200》文件指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1972年，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的几个月前，约翰三世把他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因此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注意。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2]。
1975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拉德.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仍担任国务卿。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它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实意图(选编)
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NSSM-200》中列举了多种可能阻碍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地获取资源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1、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2、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将难以购买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这样会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3、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会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从而有人数众多的反帝国主义的年轻人口。
因此，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人口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最大的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
《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1,8]：
1、基辛格明确提出：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美国将告诉各国，用在发展援助和卫生项目的基金将逐步减少，而用在人口计划的资金继续增加。
2、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3、鼓励堕胎合法化。
4、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
5、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6、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7、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
8、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1)、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现在中国国家计生委正在通过“关爱女孩”行动来贯切这一计划，并计划给女孩高考加分;但是由于妇女寿命比男人长，却将使得数亿老年妇女老无所养)。
2)、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高居全球17位)。
3)、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中国国家计生委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
9、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三、中国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的受害者(选编)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源分配时给予最优先考虑。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在国际人口爆炸思潮的影响下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两三个孩子)。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32个县级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11]。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8]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Nafis Sadik在CBS 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13]。她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14]
现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示，过去篡改的数据难以掩盖，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在必行。人口问题一旦爆发，将是一场社会大地震。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们还在用臆想的“生育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来恐吓决策层，想着用各种“过渡方案”来延误、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主流人口学家是“当事人”，心中应该有数，他们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四、中国不是唯一受害者(选编)
中国虽然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受害者，但不是唯一受害者。越南也于1988年开始实行强制性二胎方案，生育率从1989年的3.8急剧降低到现在的1.8。越南今后将为其“二胎方案”后悔几辈子。
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基辛格在《NSSM-200》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计划它的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NSSM-200》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1]
1976年，当时印度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23]。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东欧、前苏联、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区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老化速度甚至超过了发达世界，这预示着这些地区不久就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8]。
韩国、中国台湾1960年代就开始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在1970年代、1980年代直线下降，被国际主流人口学家和政治家们称之为“少生快富”计划生育的典范。但是现在这两个地区生育率只有1.1，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社会今后会管他们的养老吗?
五、不对称的博弈(选编)
有人说，计划生育话题难以中国主流媒体讨论，是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碍于计生委的阻拦，那么在国际社会应该可以引起强烈反响的。其实不然，中国计划生育话题在国际上舆论空间更加有限。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新思潮、一些活动很敏感，但是我们在网上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宣传，国际主流媒体却几乎无动于衷。原因很多：
1、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生育意愿低下，又长期被人口爆炸的国际舆论的所误导，对生育不感兴趣。比如海外华人、中国台湾、香港的民众对中国计划生育普遍不太感兴趣。
2、
3、中国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利用现代媒体，一唱一和，宣称中国的计划生育与其他国家一样是自愿的，发达国家的民众还信以为真。
4、计划生育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中国国力在增强，香港和海外一些中文媒体投鼠忌器，担心因为批评计划生育而得罪中国中央政府，他们的“自律性”比中国大陆媒体还要好，因为他们的广告收入来自中国大陆和一些国际组织。
国内是几十年一面倒的宣传，控制人口的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这种对生育文化的破坏，是笔者最为担心的)，无论是中国左派精英何新、程恩富，还是自由派精英何清涟、李银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却是惊人地相似，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
可以说，现在中国面临的危机远远超过孙中山时期，当时是“如何活”的问题，现在是“能否活”的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阻力远远超过孙中山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