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2月22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印度代表在联大通过的议案，毛泽东又就遣返战俘问题表明了强硬的立场不久，突然得知要马上改变态度，这让周恩来颇感困难。他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最后表示：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他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并经过讨论后才能就苏联的提议做出答复。
周恩来随后在电报中报告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北朝鲜的态度早已明了，如今苏联也持如此态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不过，朝鲜战争毕竟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坚持争取在战俘问题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无视志愿军战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动摇的国民党俘虏兵，难以硬性争取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也多少意识到拒绝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给自己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对克拉克的声明，毛泽东也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因此虽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严厉驳斥的谈话稿，随后却又考虑其实也“可以商谈”，要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最终促成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毛泽东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很快回电表示赞同。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
苏联方面的态度，以及苏中达成的妥协，使北朝鲜领导人欣喜万分。据说，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库滋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明确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虑到“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
3月23日，毛泽东电告参与负责板门店谈判的丁国钰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为此，他要求谈判代表团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议的强硬态度，尤其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无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对方送抗议书。
3月26日，周恩来回国，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派负责全面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乔冠华返回板门店。28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30日，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准备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