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崛起，耶律阿保机多次企图南进中原地区。此值沙陀出身的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与朱全忠争霸中原，及李克用的后人与朱全忠的后人相峙之时。李克用了李存勖(后唐庄宗)南灭后梁，北敌契丹，终庄宗之世，契丹未能深入中原。对此司马光评论“同光之世，契丹不能深入为寇”是由于投奔契丹的汉人韩延徽的作用。胡三省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庄宗之世，契丹围周德威，救张文礼，局尝不欲深入为寇哉!晋之兵力方强，能折其锋耳，岂延徽之力邪?''宋代积弱不振，对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南进，没有意志、决心进行反击，只有采取忍辱苟和的政策，因此胡三省又把战胜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于单纯的兵力强弱。今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当时后唐兵力尚强，可以抵御契丹贵族的侵扰”。然而后唐废帝李从坷承明宗李嗣源战胜契丹之余威，也只能坐视石敬塘援引契丹入中原，导致国破家亡。兵力的强弱固然是战争胜败的基本条件，但单纯的兵力强并不能有效地抵御契丹。何况李存勖灭后梁同时还要抵御契丹入侵，往往显得兵力不足。一旦契丹入侵，只有全力以赴而放弃后梁，以致对后梁的战争往往前功尽弃，最终灭梁也是孤注一掷，奇袭取胜。鉴于石晋自甘献土，宋人懦弱，对契丹不战而屈，笔者认为李存勖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北敌契丹，与其对契丹南进的主导思想所体现的和战政策密切相关。晋对契丹因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了不同的和战政策。概括起来，916年晋攻取幽州之前，对契丹奉行以和为主的政策，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乘机向中原地区谋求发展，壮大力量。之后随着契丹南进加剧，晋转而对契丹奉行坚决反击的政策，对契丹南进及河北地区的亲契丹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