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后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后，心里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