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白先勇从远处走来，礼节性的问候中带着昆曲生旦亮相的雅致，黑色唐装大滚大镶着云纹袖口，这些细节让人想到他全球巡演的《牡丹亭》。但是，这次他要谈的不是昆曲，而是他的父亲白崇禧，一位在历史的迷障中有着多重影像和毁誉的军人。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时，距他离开这里，已过去了38年。这一次回到大陆，他寻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随父亲来沪时住过的三处旧居；他看了昆剧《长生殿》；他写出一篇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字《惊变》，分别刊载于台湾当年12月号的《联合文学》和次年上海《文汇月刊》元月号；他成为1988年《文汇月刊》元月号的封面人物。
《惊变》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犹如一场“惊艳”——离开革命文学体验不久的大陆读者当时正处于伤痕文学阅读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开启了白先勇后半生的两项使命。拯救和推广昆曲，以及，为父亲写一本书。
为父亲写书
白先勇为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所作的书写了大约十年，在海内外多次被媒体问起，什么时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于每遇到一点新的资料，就要纳入其中，所以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陆续面世后，这部一再被人问起的传记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以至于动笔的确切时间，白先勇已经不记得了。
为父亲白崇禧写一本书的想法，最初产生于1990年代初。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称曾经为白崇禧做过128次口述(白先勇记忆中是132次)，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这些内容就是历时4年记录下来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这部口述历史由于白崇禧的猝然离世而中断，“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讲到，他就走了，民国史因为两岸政治立场不一样，很多都被曲解了”。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白先勇说。国内战争年代中的许多曲折，国军在抗日和内战中的一些决策还没有从白崇禧的视角表现出来。国军的这位悍将非常特殊，他一边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执行者，还跟共产党打过内战；一边又同蒋介石有矛盾，北伐胜利后桂系跟蒋系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还策划过“倒蒋”；卢沟桥事变后第7天，却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南京，参与抗战。
“北伐之后我父亲的许多动向，都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关，但是有很多时刻，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时刻被埋没。”
对于“四平之战”，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也总结过，但是作为历史不再讲了。白先勇为了作传曾走访过当年的一些将领，他们也说这场战役“关键哪！关键！”可就是没人敢写，也没人检讨过。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讲到这场战役。所以，白先勇认为“这一类事情，我该写出来，因为别人不知道”。
为何要给自己的父亲立传，白先勇认为不仅白崇禧的口述历史不完整，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对白崇禧的历史记载都有不公允之处。
白先勇曾说过，白崇禧既反共又反蒋，故尔，国共双方在写他的时候，都有忌讳。白先勇认为，两岸写出来的白崇禧传记与真实的白崇禧都有一些出入，因为都有他们不想提起的地方。
“如果有个完整的口述传记，我就不会想到作传了，写写回忆就可以了。但我父亲还没有一本信史。”白先勇说。
不为亲者讳
白先勇和父亲在台湾一起生活了11年，交流最多的时期，是他在台湾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白崇禧晚年，经常向已经二十多岁的白先勇，提到一些他对外不会说得太多的话。白先勇说，1946年的“四平街战争”(大陆称“四平战役”)、“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是父亲跟他讲得最多的。
白先勇多次听到白崇禧讲述他与林彪、刘伯承的数次交锋，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白先勇还没想到要拿笔记录下来，然而正是这些讲述，在几十年后，使他决定要为父亲全面地写一本书。父亲的战争记忆给白先勇留下这样的印象：“父亲从来没敢低估共军”。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将国民党的白崇禧和共产党的林彪作过比较，将他们并提为国共“战神”。林彪对苏联《真理报》说过：“我认为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白崇禧是最有才干的。”
因此，白先勇书写的这本传记更多的是从白崇禧的视角和观点出发的，写白崇禧的记忆和观念中的真相。
白先勇不是史家，他为父亲立传或者书写父亲的一生，一方面是根据自己对白崇禧的了解来写，这种了解来自真实的生活，包括白崇禧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生活在情治人员视线中的白崇禧，有别人看不到的苦闷。另一方面他也查阅白崇禧各个时期留下的文献。
阅读各种版本的《白崇禧传》是白先勇必不可少的功课。
不同作者，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观点。程思远版本的《白崇禧传》，白先勇读得很认真。程思远是李宗仁的秘书，在1949年以前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密切。白先勇认为，程思远的《白崇禧传》史实上大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后来程思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些观点就不同了。
传主是作者的父亲，白先勇不免受到追问，你写的传记是否客观？以父亲为主角书写，会不会为尊者讳？白先勇肯定地答复：“不会不会，一点忌讳都没有。”
追寻父亲的踪迹
承载白崇禧一生毁誉的战争史部分——北伐、抗战，以及白崇禧对此间国共矛盾、蒋桂矛盾、战略分歧的看法、观点和作为，主要依靠对白崇禧历史资料的整理，这包括1987年在广西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白崇禧1930年代在广西期间的演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白崇禧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黄旭初等人的回忆录)、台湾“国史馆”文献、白崇禧与同僚及友人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大陆报刊等。
“中研院”的黄嘉谟先生将白宗禧在北伐时期的所有电报、演讲词集成的《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也是白先勇追寻白崇禧早期活动的资料来源。1987年的广西之行收益甚多，白先勇在桂林图书馆找到一些绝版的书籍，收集了很多白崇禧在广西用“三自三寓”治省的文献资料。1930年代，白崇禧意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他的很多演讲词都涉及“整军以待”，他说“全省皆兵”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日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不仅是位军人，他更是有政治理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