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三十年的时光是在莫斯科度过 的。在他四次回国的经历中，有两次对于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帅印”，企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派我们回来做领导工作”
在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机灵和张扬，很快引起当时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关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 夫选为随身翻译回国，这是他出国两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是年6月25日，他随米夫回到苏联。而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长职务而空缺，副校长米 夫当上了校长，并很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在米夫的“关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权。王明要想达 到权力之巅，还有许多障碍要排除。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期间，王明一手杜撰的“江浙同乡会冤案”，便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建党时期的老资格中共党员俞秀松等人 因这次事件被打倒。紧接着，王明又把矛头指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时，瞿秋白没有同米夫、王明同流，因而受到他们的 排挤。王明等人向共产国际告状，给瞿秋白戴上“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而使共产国际作出了撤去瞿秋白代表资格的决定。
1929 年3月，王明第二次回国。行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到达上海后，中央分派他到沪东区委 任宣传干事，后又调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时间长了，自负的王明认为自己的才华没能充分发挥。在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王明对罗章龙说:“我们是 国际直接派来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们回来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