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
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不仅不劝阻，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来接见罗博、阿果利，商谈阿果利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30年的酒戒了。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他立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