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追寻父亲足迹
问：后来，为了写作，您也吃尽了苦头？
方梅：对。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吃苦。我花了20年时间，前10年，是收集资料，后10年是写作。我跑遍了父亲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上千人，大部分都是老红军，光座谈会就开了上百次。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听说我是方志敏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
我到葛源去(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许多老红军一早就听说我要来，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被锯掉了腿，一瘸一拐拄着拐杖赶来；有的已经走不得路，由后人背着搀着赶过来。见了我，放声大哭，说今天终于看到方志敏的后人了。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乡亲们也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地的乡镇领导也专门安排了接待，搞了伙食。吃饭的时候，有两大桌老红军。乡里还特地派了一个秘书来记录，我自己也做笔记，但我文化水平低，记得乱七八糟的，只好回去又整理。
上海市委搞“可爱的中国”大型文艺晚会，请我去。我提出要求：将给我买飞机票的钱直接发给我，我坐火车去。我很想去浙江金华采访，因为当年我父亲被关进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时候，有个代理所长叫凌凤梧，冒着风险为方志敏换了较轻的脚镣，还给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照顾。我很想去看望他，还有他的亲属。但是因为经济不宽裕，一直都未成行。参加完上海的活动后，我就直接去了浙江，了却了一桩心愿，也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
还有九江，包括彭泽、湖口、德安、永修等地，只要是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要去，查找当年的档案，找当地的老人、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了解情况，反复核对历史细节。每次去，都得到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的支持与帮助。有时，回到旅社整理笔记，忽然发现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又连夜跑去敲人家的门。
最伤心的是有一回坐车，笔记本被人偷了。我难过极了，就像弄丢自己的孩子一样，饭也吃不下。我只好重新去采访。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笔、摄像机，我那时候，就靠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
问：您完全可以就采访的这些经历，再写一本书。
方梅：(笑)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你看看桌上堆的这些资料。
5父亲狱中遗著影响了我一生
问：那么，在写作上，您是怎样克服文化方面的困难的？
方梅：江西解放的时候，我17岁了，一天书也没有读过。我母亲缪敏派人直接把我接到弋阳县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她一身军装，腰上挎了把盒子枪，很英武。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妈妈后，不顾一切冲到台上，抱住她就喊妈妈、大哭，她也抱住我大哭。台下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母女二人都哭得不成样子。
后来平静下来，她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决定送我到烈士子弟学校去读书。我当时已经成年了，哪里还读得进去书！母亲反复教育我，说新中国的建设不能没有文化。她强逼着我学习。我逃了几次学，每次又都被她抓回来苦口婆心教育，也有鼓励。
1953年，我识得一点字后，母亲送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在狱中的遗著《可爱的中国》。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母亲在书的扉页上特别写下一段话，大致意思是说，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你一定要精读、细读、反复读，深刻领会书中的含义，继承父亲的遗志。
读到父亲的著作后，我的学习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觉得父亲每天都在看着我，关心着我。我前后一共只读了4年书，参加工作后，我已经能自觉地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文化了。但对于写作来说，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我讲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不是谦虚，是真话。后来写那本全传的时候，我吃尽了苦头，先后写了十几二十稿，反复修改。改了还不行，但又找不出是哪里不行，反正感觉就是不对。又逼自己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看文学作品，学习人家的表现手法，同时，还向有经验的专家请教，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
当年拍的那部电影，我提出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有位大领导听到后，很不高兴，对别人说，不要听她的，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能懂什么。我听到这样的话后，很生气，但我没办法跟他们争辩。这更坚定了我要为父亲写一部全传的决心。
为了核对某些史实，北京的一些档案馆我差不多都跑遍了。就这样，我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有些资料，当时就连搞方志敏研究的一些专家都很难找到。
6父亲留下的最珍贵遗产
问：说到核对史实，我正好有一个问题要当面请教。《方志敏全传》写道，1935年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敌人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有两个细节：一是方志敏临刑前，嘴里塞了毛巾；二是子弹从他的后脑穿过。这两个细节是不是您想象出来的？
方梅：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敌人在南昌城找来一个照相馆的师傅给他拍照。这个照相师傅当时就在刑场。解放后，中央要求江西方面一定要设法找到我父亲的遗骨，为此，省里特地派人找到了这个照相师傅。他说敌人怕方志敏喊口号，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