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大将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善于用自己大脑思索问题的人，工作实事求是，从不盲从，从不见风使舵。从湘南暴动反对大杀大烧起，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毛主席说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不提意见的”，而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父亲提意见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到三军团后，他反对打中心城市的路线，反对乱杀“A B团”，中间被批判撤职差点丢了命。到长征时因提意见又被撤职，在苏北新四军他抵制“抢救运动”，在东北辽沈战役中，他反对死守四平与毛泽东的决策相悖。他说：“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这就是他一贯的风骨秉性。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我父亲开始没有参加，7月17日才被通知前往庐山参加会议。父亲看过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德怀的基本意见是对的，虽然有些地方写得不妥，但提出的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利益，他决定仍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父亲还是器重的，认为父亲是能“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否则不会让他当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中毛主席特别找他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几个人谈话，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希望他们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主席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四平保卫战”，毛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决定的。”我父亲说“即使是你决定的，也不对。”
我父亲于是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分子，撤销职务，后来身陷囹圄，蒙冤近20年。
会上因为彭德怀和我父亲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承认右倾、反党，就不断有人对他们进行劝说。于是我父亲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事后他心中耿耿，无日得安，他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有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我父亲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多恶劣，都不肯再做任何违心的检讨、认错。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秉持不变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