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声邓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沉思了片晌，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在轻缓的烟雾中，他语气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通过回答法拉奇的问话，就周恩来的工作精神、他本人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不只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和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历史决议》评价的第一句话，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分论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地位、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巨大影响等。这个评价是对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盖棺定论，它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无限惋惜和怀念，也中肯地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评价，以及他主持制定《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的盖棺论定，具有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决议》公布以后，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自此，有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销声匿迹，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的党史研究和周恩来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甚至诋毁。有人说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有人认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留恋名位，等等。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对周恩来的评价，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涉及到刚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稳定持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