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应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毛泽东后期的思想里滋生了不健康的东西，表现出了家长作风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错误。
采访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这时邓小平主动对法拉奇说：“怎么样，到吃饭的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我们先去吃饭。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话说，你还有问题没问，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连说“好啊！好啊！”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23日，邓小平再一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刚一开始，法拉奇就单刀直入，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他指出，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法拉奇仍紧追不放地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邓小平一听，就明白法拉奇想问的是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回答，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并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左”的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法拉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邓小平说：“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对天安门广场节日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在她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很好。于是在谈话中，法拉奇与邓小平争论起来。邓小平反问法拉奇：“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他接着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援助过中国，尽管不是无偿的。法拉奇紧接着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施燕华当时边翻译边担心邓小平会生气。不料，邓小平听完翻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采访中，法拉奇对邓小平愈发钦佩，于是有些不平地问：“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邓小平笑着回答说：“我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进一步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法拉奇想知道邓小平对自己怎么打分。邓小平坦然地回答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又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四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也仿佛放下了重担，站起来高兴地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由衷地说：“精彩极了！”
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施燕华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她的翻译，邓小平和法拉奇之间的交流非常顺畅，邓小平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也得以在世界传播。《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