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