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点读：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耘山发现一份过去被列为“绝密文件”的报告，即1940年7月，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校长切贝基写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关于中国分部情况的报告。
据当年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讲，到1940年6月，党校的学习生活已全部结束，有的同志已经或准备回国；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六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林彪的妻子张梅，则被红色救济会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也就是说，切贝基的这份报告是在党校学业结束后写的，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共产国际中国党校的真实情况。
这份报告的密级程度如此之高，恐怕也与中国党校的秘密设置，以及学员的特殊身份有关。报告除了反映学习方面的情况外，更多的是反映生活方面的情况。细读切贝基校长的报告，再看看报告后面附的党校学员的名单，可以揭秘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看得出，这份名单是党校结业时在校学员的名单。在党校，学员都是用化名。在他们的化名后边记录着他们接受医疗的大概情况，即住院、疗养的次数及具体地点。经多方了解、查证，作者初步弄清了其中一些高级干部的化名。如：
李进-林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王松-刘亚楼（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师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李康-杨至成（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
李建-李天佑（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代旅长）；
宋明-卢冬生（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彭林-钟赤兵（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陕北省军事部长）；
杨平-谭家述（红六军团参谋长）；
王佑-方志纯（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军北上后，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刘平-张子意（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马洛夫-马明方（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
…………
当年，中国党校在政治上、学习上由共产国际领导，生活供给则由国际援助革命者组织负担，中国同志称它为“红色救济会”。
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其实只有一名护士。每周有一名“红色救济会”的医生来给大家看病、开药。同是在党校学习的中国同志，在医疗和疗养的待遇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党校的近30位同志中，只有林彪和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过。刘亚楼、杨至成、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高级指挥员，则夏天在北冰洋沿岸最大的城市、旅游避暑胜地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假；冬天在苏联西南边疆城市热列兹诺沃茨克疗养，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高加索矿泉水疗养地。像贺子珍和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贺龙的妻子蹇先任等女同志，只是在莫斯科苏维埃疗养院住过。
在莫斯科市内看病也是一样，有的人可以使用临时通行证在中央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有的人只能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医院就诊；还有的人就在柳克斯附属医院就诊。由于疗养院的医疗水平不够，饮食也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大部分住过疗养院和医院的同志，治疗效果不明显，某些情况下甚至病情加重了。
疗养院的服装供应也不尽人意。他们需要的应季大衣和外衣在3个月乃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得不到。人们只能互相借大衣、衬衣、皮鞋和袜子。例如，李天佑是1939年6月来莫斯科的，直到隆冬，他都没有领到大衣。他去莫斯科看病，只能借其他同志的大衣穿。衬衣的供应情况也不好，洗澡时只能先借其他同志的衬衣穿，把自己的衬衣洗干净后，换下再还给人家。林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临时担任中共教员，到共产国际去讲课，要向方志纯借皮鞋穿。林彪曾打报告，希望通过共产国际得到皮鞋和外衣。疗养院也曾向共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政治移民局写信提出请求，却被拒绝了。
莫斯科的冬天非常寒冷。冬季取暖遇到极大的困难。房屋里的保暖措施是在两层玻璃之间灌上锯末，塞上棉花，窗缝抹上腻子，只留上方一个小窗户作为透气之用。党校的同志几乎整个冬天都无法外出，主要是由于衣服不够。有时取暖炉没有煤炭可烧，他们就去林子里捡树枝。
据说，苏联每个工人农民都是红色救济会组织的当然成员，他们每月从工资收入中提取一点儿卢布交会费，以供红色救济会正常运转。但红色救济机关的经费非常有限，为了节省资金，他们尽可能少发衣物给各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养病的同志。学校的伙食不差，每天都能吃到肉，就是衣物发得很少。特别是医疗服务无法令人满意。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曾多次指示，对中国党校的服务应提高到党的任务的程度。在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索尔金同志也的确给予党校一些具体帮助。但条件有限，特别是“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