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启动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1938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939年春，王明从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回延安到抗大总校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说明王明确实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参见《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张闻天也说：“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张甚至提出将总书记（或称负总责）一职让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时颇为风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他的那一套主张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此后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张、王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已不构成挑战，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毛泽东始终未离开过国内，而且长期从事实际工作，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专心去学习理论，要说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远逊于那些留苏学生。进入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而且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抗战爆发前后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战爆发后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如此，到延安整风即将启动时，对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已获得普遍的认同，而毛泽东同样是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树立。在延安许多干部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可是，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闻天这种态度，显然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
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一时未被看重，但王明、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延安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张闻天这样的人，他们仍是重要的理论领袖。在延安马列学院，兼任院长的张闻天把自己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定为学习的必修课。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于是，“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任弼时的汇报。当周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这也促使毛泽东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和真正的理论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张闻天等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自己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因此，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把教条主义者从理论家的神坛上拉下来。这恐怕是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皖南事变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
王明、张闻天、博古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走上领导岗位的。所以，要解决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就必须打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而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成为毛泽东反思中共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点。
1940年秋起，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然而，斯大林出于避免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考虑，认为必须让蒋介石能够拖住日本，国共关系不能破裂。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至1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其军部在内九千余人，仅有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皖南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1月13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等人，同意刘少奇、陈毅12日提出由朱瑞、罗荣桓指挥八路军部队包围国民党军山东的沈鸿烈部，由刘少奇、陈毅指挥新四军部队包围苏北的韩德勤部，如果皖南新四军被蒋介石消灭，则将沈、韩两部全部消灭，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季米特洛夫，提出中共“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在2月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一切进步抗日力量”，因此，同蒋介石的“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共产国际却不同意中共此举。2月4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电报措辞颇为严厉，全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吻。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开始重新检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认为对共产国际的话不能全听，中共必须真正独立自主。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自然有重大责任。项英没有在莫斯科学习的经历，按理来说他与“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挂不上钩，但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曾一度紧跟中共临时中央。据有人回忆：“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当临时中央领导人主张夺取中心城市，以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之时，项英曾多次发表文章以示积极拥护。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项英也是主张解除毛泽东兵权者之一。
项英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但在抗战之初，又曾一度接受过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共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此次事件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与项英的主观主义有很大的关系。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毛泽东在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时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下决心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问题。
及至进入1942年，整风运动也就轰轰烈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