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至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8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议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一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14．87％。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要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要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子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