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件，还有许多。广东、内蒙、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省、自治区都发生了类似事件。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军队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无可非议。有的地方抓人过多，虽有各种原因，但应该承认是个缺点。这个缺点迅速改正了，放了人。激进派响应号召造反、夺权，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是通过派往各地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之类组织的红卫兵的支持来表示的），虽有种种越轨行为，但除了极个别坏人外，不能归咎于他们。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有“保”与“革”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大派与激进派实际上也有“保”与“革”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大派拥护军队，军队支持大派，激进派拥护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激进派，是很自然的。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支持造反、号召夺权本身。种种冲突，归根到底是它引起的。
(3) 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指的是1967年2月间党内上层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和异议。这除了众所周知的在2月11日、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抗争外，还有略为人知的在军委会议上的抗争，还有鲜为人知的周恩来在2月17日、2月18的抗争。今天看得很清楚，如果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党内若干领导人、军队若干高级将领由于种种原因给弄得蒙头转向，曾经拥护过“文化大革命”；那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如此这般地发展，抵触情绪愈来愈为强烈。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多数人没有想到甚至不敢想到毛泽东会有重大过失，没有想到甚至不敢想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而归咎于利用和助长“左”倾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进人1967年以后，党内上层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所以党内上层的抗争不是偶然的。它又是党内和社会上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
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请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有关章节。当时站在斗争前列的是叶剑英。他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2月17日公开信，他在2月28日支持赵永夫，他在2月24日军级干部会议（后亦称“军以上干部会议”）的预备会上说赵永夫“打得好”。在2月间召开的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人们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不可抑止。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会场立刻哗然。叶剑英是会议的主持者，他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叶剑英指出：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行事。不可轻举妄动；军内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要注意搞好战备。叶剑英的一席话，不妨看作是代表高级将领说的。1968年10月，叶剑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六组会议上，回顾这时的情况时说：“我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不是拥护的，而是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