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着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当时的张学良其实更有求于苏联的历史事实。这一忽视直接导致了研究中的某种错觉，即认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与苏联毫无联系，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张学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设立代表处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专人陪同护送张学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对此，有当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汉年给王明的密码信为证：“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里，都提到了李杜、两个小孩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要的“张学良代表”。潘汉年的密信清楚显示，李杜的主要任务是送“代表”，其余人员是附带或是掩护而已。
鲍格莫洛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他亲自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当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此后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7月底，张学良在南京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8月，张学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回答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已知蒋介石即将联共抗日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迅速升温的秘密关系，国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蒋廷黻回忆他对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页）由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得到的密报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蒋政策。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了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叶剑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告诉张学良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