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自杀身亡
史东山，祖籍浙江海宁，1902年出生于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初，史东山由香港抵北平，除了作为委员参加政协和人大之外，他还被委任了相应的职务——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然而，正当史东山迈向他人生和艺术高峰时，1955年2月23日，他突然自杀了。虽然至今其中的内情仍不甚了然，不过一定与新中国第一场电影论争以及接下来的政治运动有关。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他从香港到北京后，相继在《人民日报》和《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等等提出他的看法。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不二法则，史东山当时却对这种文艺方针提出质疑。
同时，史东山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 《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4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显然，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被教条主义者们视为大逆不道的。
1955年胡风一案已被内定，由于史东山与胡风有过交往，江青两次夜访老相识史东山，随同她一道造访的是几个带枪的卫士，据说访问的目的是要他揭发胡风。那时，“聪明”的人，借此摆脱干系；不“聪明”的人如史东山呢，说：“不！ ”可是这一声“不”是要有代价的——他不诬人，也不自诬，最后以死抗争！
石挥失踪屈死
史东山死后两年，又一位杰出的导演和演员石挥 （1915-1957年，原名石毓涛，天津人）也屈死了。
石挥富于表演的天赋，使他先后在 《大雷雨》、《家》、《雷雨》等话剧中扮演角色。在表演话剧的同时，石挥又进入电影表演领域，他曾根据老舍同名小说编导、主演了《我这一辈子》，这是他的成名作，上演后被誉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现实主义的杰作、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卖座的影片，石挥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之一。
1956年，电影界有一些人士于访问东欧后提出改革电影体制的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意让导演们自由结合为创作集体，自己编导和拍摄影片。于是，石挥与谢晋、白沉、沈寂等组合为一个创作集体，先后编写出《情长谊深》、《女篮五号》、《雾海夜航》几个剧本。石挥撰写了后者，是描写一场海难事故中乘客们互相帮助战胜困难的内容。然而拍摄还没有完成，“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此部影片中因为描写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干部，就被诬蔑为“丑化”党的干部形象。于是，石挥成为上影厂的重点右派对象而受到批判。
在无情的、荒谬的批判斗争下，石挥心灵上受到严重的伤害，在第二场批判大会后他就失踪了，从此没有人再见过他后。后来有人在吴淞口外的海边发现了一具男尸，但因时间已久，尸体无法辨识，经公安部门多方查验核对，判定这具男尸就是石挥。
海默“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海默，原名张泽藩、张一凡，1923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的一个贫民家庭。海默早年在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先后在冀中火线剧社、鲁艺文工团、冀察热辽文工团搞创作；解放后在天津市委文工团创作部、中南文联创作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等。
1956年，海默在东北深入生活时，透过生活的表层，发现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还有一系列不和谐的音符。比如，一个被树为典型的“灯塔社”，还有一部分农民过着如同旧社会一般的贫苦生活，他们的积极性遭到某些基层领导人的压制，当地群众称之为“灯下黑”。海默苦苦思索这些问题，将其思考通过剧本《洞箫横吹》反映了出来。事实证明，它是此类题材的一部力作，无论从敏锐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还是勇敢地揭露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它都是一部开山之作。
起初有一些报刊对 《洞箫横吹》给予了好评，认为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敢于突破创作上的清规戒律，主旨也是肯定合作化的，然而迅即遭受到了猛烈的反对。不久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洞箫横吹》更是文艺界的反面典型，批判者指责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借批评典型合作社来否定农业合作社，更恶毒的是把县委书记描写成官僚主义者，是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云云。这样，海默被划为漏网右派，被开除了党籍。
直到1962年的全国话剧和新歌剧座谈会上，周恩来过问了海默的情况，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怀。继之，陈毅又在会议上为《洞箫横吹》以及其作者海默公开平反。
岂料几年之后，这竟成了海默惨死的缘由———1968年5月的一天，年仅45岁海默在遭酷刑时被活活打死！ 散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