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有分歧。王明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全会上，仍然认为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政策太“左”，并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与国民党妥协。他还认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不能最后的解决问题，国际常告诉我们要注意城市工作、工人运动与军事工业。即此，现恐怕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还要进一步”(见《李富春传》)。后来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中得到清算时，周恩来等也作了检讨，比如“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等，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彭德怀身上。
还在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为保证共产党对其的绝对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的“华北军分会”，它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当时不在总部，但对这一指示看后并没有反对，他承认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
对于华北军分会的这一指示，10月17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迅即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华北军分会成立时也正是洛川会议确立了红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不久，当彭德怀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之后，毛泽东多次有电报向他阐述八路军应实施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和基本原则”，“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等(后来庐山会议时林彪说平型关战役是任弼时头脑发热所作的决定；毛泽东也认为当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但彭德怀在抗战初期急于正面与日军交战，甚至还反感保存实力的从长计议，这又让人将之与王明路线有所联想，于是成了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检讨的主要内容之一了。三、彭德怀的其他“错误”
在华北会议上彭德怀予人以口实的还有：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如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彭德怀，因为那是作为党的决议贯彻和传达的，即使不妥也应归咎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当年朱德就有这样的文字：“全国一切抗日军队，就应当更加巩固自己的团结，只有全国军队坚强地团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团结在抗战的大纛之下，我们才能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克服空前的严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
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这是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毛泽东6月6日为此致信彭德怀说“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显然，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理解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彭德怀的理解和看法是针对广大人民包括中共的，毛泽东却是将之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相联系，因而两人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检讨说：“我在太行高干会讲话基本是错误的。”
三、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彭德怀是一个性格有些粗暴和简单的人，甚至他在毛泽东面前也常常是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因此也颇得许多人的诧异甚至是冷眼，也就格外容易得罪人，这也是他后来悲剧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