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康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03日第A14版，作者：佚名，原题：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
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
与此同时，中国战场的形势在继续恶化。12月13日，这个国家的首都南京沦陷。中央政府撤到了武汉。
不久之后的12月17日，被政治局授权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王明也飞到武汉。他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本质上与延安平行的权力中心，并开始推行比毛泽东的统战版本更圆滑更地道的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王明这一派的成员在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后者中最积极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时。任自1936年秋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以来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毛，他与毛之间早些时期的分歧已经愉快地解决了。
然而，没有一方能令对方屈服，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时间达成了平衡。
就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显然是根据“失败使人明智”的箴言，他选择了任弼时。这个永远表情严肃的任，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健康的任，对于自己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与过对毛的无情迫害的事实心存内疚。3月5日，他协同妻子陈琮英(也被称为陈松)、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俄文名是罗莎·尼古拉耶娃)，启程前往甘肃省会兰州，又从那里去了新疆。3月中旬，他们从新疆飞往莫斯科。
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狡猾的王明当然知道如何利用他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来反复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印象。但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领袖仍然非毛莫属。不过说句实话，毛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在西安事变期间两人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另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前委员的王明，总是巧妙地以克里姆林宫的代言人自居。因此，在把自己的使者派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毛泽东还真吃不准“伟大的”斯大林会对中共党内的这些问题做何反应。
季米特洛夫：“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到了莫斯科以后，任弼时非常活跃。他承担的任务很微妙，一方面，由于他不能完全确信毛对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解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公开出面反对王明;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所以他一开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1938年4月中旬，也就是抵达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试图把中国的局势描述为一幅乐观的图景：自从“王同志”回来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错误;目前以毛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决议文本给了王稼祥一份，后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但正打算回国。已被中共政治局决定留在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副团长一职的任弼时参加了季氏与王的会谈。季米特洛夫说了下面这番话：“你必须告诉每一个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回国之后，王稼祥在9月14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莫斯科的上述决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中肯地评价了斯大林、任弼时和王稼祥对他的这次帮忙。因此之故，几年后的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坦承道：“如果没有这次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领导权)问题的。”
毛泽民对康生批判性的评价：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
1939年年末至1940年年初，针对计划中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几份建议书。正打算在1940年2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被要求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口头传达这些建议。下文是季米特洛夫就此事拍给毛泽东的电报的内容，发报日期注明是1940年3月17日：“周恩来将亲自向你通报我们就中国问题所讨论过的一切内容以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你需要认真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完全独立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如果有哪些问题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速告知我们并告诉我们你不同意的理由。”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备忘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建议。该备忘录一直存放在档案馆里，其部分内容如下：
人们必须记住，王明在党的老干部中间没有任何权威。不管怎么说，王明没有从他在党内的活动中给自己赢来任何威望。……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让(现任)政治局委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方林(邓发)等人进入新的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要让这些人从事人事、组织或秘密情报工作。
建议不要让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博古、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陈昌浩、张浩(林育英)和孔原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要让他们从事人事或组织工作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所提供的材料以及与周恩来、陈林(任弼时)、毛泽民及其他同志的谈话，我们已经对中共的26位主要成员做出了评价(评价材料附后)，这些人可以在七大上提拔到党的领导机构中去。……这26人中以下同志尤其突出：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陈光、邓小平和叶剑英。所有这些人不仅在党内享有盛名，而且作为八路军各部的领导人和指挥员，在全国也都赫赫有名。邓颖超(女)、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刘晓和曾山也都是经过了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他也了解人民，理解政治，总的说来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被推荐的人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那些在莫斯科看来不宜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人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认为的王明的追随者。
但是，这一次他们做得有点过头了。
毛并不认为业已公开倒向他这一边的党的官员中的其他一些人是他的敌人。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试图为康生做辩护。有意思的是，就在毛写这封信的同时，他的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弟弟毛泽民对康生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延安现在已经有了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头头是神秘莫测的康生。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从在那里学习的学员中招兵买马。我担心这个学校可能会变得不像一所党校、一个锻炼党的干部的熔炉，而是康生一伙借以打造他们自己的干部的学校。
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
在由斯大林的心腹们组成的小圈子里，他把毛泽东说成“简单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有可能的。同样可能的是，对于斯大林不信任他这一事实，毛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
斯大林一边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一边盘算着在多个不同的“游戏”中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中国，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政党是赌局中的一方，它的胜利将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最终结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根本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力量格局，使其对苏联更为有利。
这场“游戏”是在一个广大的竞技场上进行的。毛在“游戏”中的任务是谈话、写文章和演讲。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及其他记者写的书，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发出的报告，都击中了同一个靶子。由英国记者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班德以及美国记者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撰写的关于毛及其同志们的令人着迷的故事，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游戏的高潮出现在1944—1945年，当时毛、周、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直接对话。这些对话始自1944年7月下旬，当时一架型号为“道格拉斯·C47”的美国飞机载着九位乘客降落到了延安机场。这批乘客就是所谓迪克西使团的第一批成员，其成员来自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这是一个身材相当粗短、年约50岁的人，曾任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助理。此人相当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
小组的第二号人物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称他为“我国政府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方面的专家”。
不久之后的8月初，迪克西使团的第二批成员也到来了。这批人的头儿也是一个外交官，名叫雷蒙德·P·卢登。在这以后，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早在7月底的时候，所谓美国驻延安情报组的成员就已达32人。
包瑞德、谢伟思和这个使团的许多其他成员通过与毛的谈话和他们的亲身观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正如共产党领袖们一再声明的那样，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苏联更重要。使团的成员们不断地督促美国政府改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对他们发动进攻，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很可能被迫再次转向苏俄。”
毛泽东与康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10月03日第A14版，作者：佚名，原题：15份俄文绝密档案中的毛泽东
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
与此同时，中国战场的形势在继续恶化。12月13日，这个国家的首都南京沦陷。中央政府撤到了武汉。
不久之后的12月17日，被政治局授权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王明也飞到武汉。他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本质上与延安平行的权力中心，并开始推行比毛泽东的统战版本更圆滑更地道的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王明这一派的成员在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后者中最积极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时。任自1936年秋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以来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毛，他与毛之间早些时期的分歧已经愉快地解决了。
然而，没有一方能令对方屈服，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一时间达成了平衡。
就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显然是根据“失败使人明智”的箴言，他选择了任弼时。这个永远表情严肃的任，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健康的任，对于自己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与过对毛的无情迫害的事实心存内疚。3月5日，他协同妻子陈琮英(也被称为陈松)、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俄文名是罗莎·尼古拉耶娃)，启程前往甘肃省会兰州，又从那里去了新疆。3月中旬，他们从新疆飞往莫斯科。
尽管王明野心勃勃，毛泽东对此的不安却是很有限的。狡猾的王明当然知道如何利用他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来反复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印象。但是，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领袖仍然非毛莫属。不过说句实话，毛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在西安事变期间两人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另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前委员的王明，总是巧妙地以克里姆林宫的代言人自居。因此，在把自己的使者派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毛泽东还真吃不准“伟大的”斯大林会对中共党内的这些问题做何反应。
季米特洛夫：“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到了莫斯科以后，任弼时非常活跃。他承担的任务很微妙，一方面，由于他不能完全确信毛对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解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公开出面反对王明;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所以他一开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1938年4月中旬，也就是抵达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试图把中国的局势描述为一幅乐观的图景：自从“王同志”回来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错误;目前以毛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决议文本给了王稼祥一份，后者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但正打算回国。已被中共政治局决定留在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副团长一职的任弼时参加了季氏与王的会谈。季米特洛夫说了下面这番话：“你必须告诉每一个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回国之后，王稼祥在9月14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莫斯科的上述决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中肯地评价了斯大林、任弼时和王稼祥对他的这次帮忙。因此之故，几年后的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坦承道：“如果没有这次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领导权)问题的。”
毛泽民对康生批判性的评价：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
1939年年末至1940年年初，针对计划中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几份建议书。正打算在1940年2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被要求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口头传达这些建议。下文是季米特洛夫就此事拍给毛泽东的电报的内容，发报日期注明是1940年3月17日：“周恩来将亲自向你通报我们就中国问题所讨论过的一切内容以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你需要认真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完全独立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如果有哪些问题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速告知我们并告诉我们你不同意的理由。”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备忘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建议。该备忘录一直存放在档案馆里，其部分内容如下：
人们必须记住，王明在党的老干部中间没有任何权威。不管怎么说，王明没有从他在党内的活动中给自己赢来任何威望。……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让(现任)政治局委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方林(邓发)等人进入新的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要让这些人从事人事、组织或秘密情报工作。
建议不要让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博古、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陈昌浩、张浩(林育英)和孔原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不要让他们从事人事或组织工作或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所提供的材料以及与周恩来、陈林(任弼时)、毛泽民及其他同志的谈话，我们已经对中共的26位主要成员做出了评价(评价材料附后)，这些人可以在七大上提拔到党的领导机构中去。……这26人中以下同志尤其突出：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陈光、邓小平和叶剑英。所有这些人不仅在党内享有盛名，而且作为八路军各部的领导人和指挥员，在全国也都赫赫有名。邓颖超(女)、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刘晓和曾山也都是经过了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他也了解人民，理解政治，总的说来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被推荐的人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那些在莫斯科看来不宜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人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认为的王明的追随者。
但是，这一次他们做得有点过头了。
毛并不认为业已公开倒向他这一边的党的官员中的其他一些人是他的敌人。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试图为康生做辩护。有意思的是，就在毛写这封信的同时，他的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弟弟毛泽民对康生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延安现在已经有了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头头是神秘莫测的康生。他正在编织他自己的特务网，从在那里学习的学员中招兵买马。我担心这个学校可能会变得不像一所党校、一个锻炼党的干部的熔炉，而是康生一伙借以打造他们自己的干部的学校。
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
在由斯大林的心腹们组成的小圈子里，他把毛泽东说成“简单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有可能的。同样可能的是，对于斯大林不信任他这一事实，毛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
斯大林一边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一边盘算着在多个不同的“游戏”中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中国，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政党是赌局中的一方，它的胜利将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最终结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根本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力量格局，使其对苏联更为有利。
这场“游戏”是在一个广大的竞技场上进行的。毛在“游戏”中的任务是谈话、写文章和演讲。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及其他记者写的书，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发出的报告，都击中了同一个靶子。由英国记者弗莱达·阿特利、克莱尔·班德和威廉·班德以及美国记者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撰写的关于毛及其同志们的令人着迷的故事，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游戏的高潮出现在1944—1945年，当时毛、周、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直接对话。这些对话始自1944年7月下旬，当时一架型号为“道格拉斯·C47”的美国飞机载着九位乘客降落到了延安机场。这批乘客就是所谓迪克西使团的第一批成员，其成员来自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这是一个身材相当粗短、年约50岁的人，曾任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助理。此人相当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
小组的第二号人物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称他为“我国政府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方面的专家”。
不久之后的8月初，迪克西使团的第二批成员也到来了。这批人的头儿也是一个外交官，名叫雷蒙德·P·卢登。在这以后，美国人跑延安跑得更勤了，他们甚至访问了几个“解放区”。早在7月底的时候，所谓美国驻延安情报组的成员就已达32人。
包瑞德、谢伟思和这个使团的许多其他成员通过与毛的谈话和他们的亲身观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正如共产党领袖们一再声明的那样，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苏联更重要。使团的成员们不断地督促美国政府改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支持国民党对他们发动进攻，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很可能被迫再次转向苏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