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是1906年10月18日由中岛真雄创刊于奉天(即沈阳)，主笔菊池贞二(笔名"傲霜庵")，于1944年9月14日终刊，历时38年。该报是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在东北"张作霖取缔中国报纸颇严，而该报独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成为"东三省报纸之领袖"，颇有影响力，甚至有人评价其是日办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从对中日关系方面的报道来看，在该报创办之初尚能以"中立"姿态进行报道。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该报的舆论倾向开始悄悄发生变化。部分原来主要以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评论性报道为主的版块，开始对中日关系及中国的政治问题进行关注。而对于"九一八"事变本身，《盛京时报》最初虽也以"中立"的态度来报道其经过及原因，但在字里行间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运用上，则显现出其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而随着该报逐渐加大对国民政府的丑化和批评，以及对国际舆论的片面性宣传，使其从舆论上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面目彻底暴露出来。
竭力证明日军行动“自卫性”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以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盛京时报》于9月20日连续报道事变的爆发及经过，是最早报道该事件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盛京时报》身处事变发生地，其报道因此被日本赋予了权威、详实的色彩。首先，报纸以重大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以引题、主题和副题三合一的形式概要明确报道事变爆发的原因和经过："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 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 彻夜而闻炮枪轰轰隆隆"；进而在消息的具体内容中以超常规的字号和加黑的字体报道事变发生的经过："十八日晚间，北大营一部分官兵炸毁柳条沟附近之南满铁路，因而引起中日两军之大冲突。卒之省会四郊遽成战场，炮声枪音轰轰隆隆，直至十九日，午后三时犹在严重交战状态中。"接着以"炸路之华兵曾被击退一次"为题进一步描述事变的过程："十八日满铁南行第十四次列车通过后，于午后十一时许，在北大营西方，突有中国正规兵，依将校指挥之下，爆炸南满铁路，一齐开枪攻击，该守备军对之立即开枪应战使华军遁走于北方。" 在该报道中，以大字的方式突出"炸路华兵"四个字，并强调此次事件是在"将校指挥"下"中国正规军"所为。以此表明事变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正规军在挑衅，也由此表明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自卫反击。随后，该报称：华军大举"逆袭"，"被日军击退尾追"后直冲北大营。换言之，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日军只是在抵抗中国军队的"逆袭"中，才冲进北大营，是被迫的行为。
为进一步证明日军行动的"自卫"性，《盛京时报》在报道事变发生及其经过的同时，发布《日军司令官莅沈出示安民》和《市民对于战事以为日军演习》两篇消息进行佐证。前者告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接到冲突警报后立即乘特别列车赶往沈阳，于19日12时到达，并在东洋拓殖会社设立司令部，旋即发出"安民布告"，宣布日军负责治安以对良民"格外保护"，对"故意讹传谣言反对治安者"要严加惩罚，"决不宽待"。后者则报道说，沈阳市民对枪炮声习以为常，因此对事变一无所知，以为是夜间演习而安然入梦，天明直立街头观日军进城"如看热闹"，"而日军亦纪律严肃，对于市民秋毫无犯"，是以社会"秩序井然"，掩盖日军在事变中屠杀中国军民的事实。两篇报道意在反映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和当地民众的反应，以及沈阳城社会秩序的良好和安定，意在证明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为日本占领沈阳提供合理依据。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军在占领沈阳后立即通过所谓的"治安"对该地实施严格控制和严酷统治，同时也使人充分感受到了报道者对日军的赞扬和对沈阳市民的蔑视与嘲讽。
在对事变的经过进行描述后，9月22日，《盛京时报》详细刊登出《日本侧决定奉天案方针》，宣称："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到9月26日，《盛京时报》刊登日本政府发表的满洲案真相声明。这份由始作俑者公布的真相，其中心意思只有两条：一是宣称"自卫"。在声明中称：日本政府"平素以增进中日两国亲善举共存共荣之实在为一定方针，苦心努力"，但"在与日本有最密切利害关系之满蒙地方，最近频发不快事件"，而"中国军队一部，破坏南满铁道线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日本军队"认为有防患于未然，芟除危险原因之必要，为达成此项目的，开始迅速行动，对于附近驻屯之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关于维持地方治安"。虽然在奉天城内及吉林有若干部队，"然均非军事占领"。以此向外界表白这次事件非同小可，是由于日本的"生命线"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炸毁，所以日本不得不起来行使自卫权。二是表白"不扩大"，即向西方列强表示日本除"自卫"外，绝无任何野心。声称：日本政府"对于满洲无何等领土的欲望"，在排除满铁侧面的威胁后，日本部队就会归还目前占领的长春，因为日本政府决定"努力不使"事态扩大。
总之，《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文字编排上都进行了精心设计，极力通过文字和版面的编排组合，为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辩解，制造出一种日本似乎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其核心意图就是要证明"九一八"事变是由中国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寻衅行为。以此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并掩盖事实真相。
离间蒋介石与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成为各大中文报纸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不作为进行批评的报道是重点内容之一。《申报》、《大公报》等都有诸多此方面的报道。作为拥有日本背景的华文报纸，《盛京时报》虽然也对国民政府有诸多批评和抨击，但因该报的舆论倾向以日本对华政策为依据，而日本此时又力图将"九一八"事变限定在中日两国之间，不希望其国际化，因此，该报大量利用国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以及对蒋、张统治的不满，来渲染政府的不作为，并同时巧妙地融入日本拟解决"九一八"事变的"直接交涉"政策，力图运用舆论力量推动事变的解决及进展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
事变后，国内舆论普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持批评态度，加之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缺乏明确指向，单纯依赖国联，《盛京时报》对此大肆报道。9月21日，该报以"奉天事件国府尚未定对策"为题发表消息，称因为"真相未明了"，且在等张学良的"详细报告"以及蒋介石的"指示"后才能决定"政府之态度"，并报道说南京国民政府"副座"张学良认为"此时务须持以镇静态度"。同时，刊登消息称"国民政府关于满洲事件决定对策尚有相当时日"，但外交部向日方发出"即时停战并要求撤兵"的抗议，以及王树常训诫各部队"禁止轻举妄动"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中国政府一时间难以作出对策，只能一方面向日军发出抗议，一方面要求军队和民众"务须镇静"。
随着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坚持不抵抗主义，希望借助国际联盟的干预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日军撤兵，使得日本承受了一定的国际压力，难以推行其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涉"的政策。为扭转这种局面，日本进一步大作舆论文章，力图通过舆论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诉诸国际社会而与之直接谈判。9月22日，《盛京时报》同时刊登《日本侧决定奉天案方针》及《奉天案协议南京中央党部开会》两则消息，一方面，明确日本方面要求处理事变的对策是要"中日单独交涉"，不允许有第三国插手；另一方面，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则仍无以应对，单纯提出"向全世界友邦，发表奉天事件之真相，暴露日本之国际的野心"。到9月24日，中国终于在事隔六天以后表示了"防守"的态度："政府暂时保持稳和冷静态度，不使日本得有借口理由"，"向国际努力的宣传，吸收列国同情，以取牵制日本策"。表明中国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国际联盟，而这与日本希望的"本土化"解决政策不一致。对此，日本态度强硬。《盛京时报》刊登日本外相的态度："对于正当自卫的行动，若有第三国调停或干涉时，对之断然拒绝，有以彻底实行自主的解决之决心"。此后的消息陆续报道了南京政府、张学良以及广东政府的动向和态度，该报通过这些带有电头的报道告诉读者，虽然在对日态度上政府内部分为硬软两派，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因得不到国际联盟和美英等大国的支持，所以对强硬的日本关东军无可奈何；而广东政府和共产党则要趁机打倒蒋介石，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一方面与广东政府议和，一方面坚持剿共。如10月25日报道称，蒋介石向全国发出"禁止排日令"，其原因在于"鉴于联盟空气对华不利形势"，才发出"严重取缔命令"。这些显然经过选择的报道，有意识地透露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内外交困，难以应对，无法改变目前的危急局势，最终只能向日本妥协。
在国际联盟启动关于"锦州中立"问题谈判后，已逐渐威胁到日本占领整个东北的计划，日本排斥国际干涉、诱逼中日直接谈判的愿望日益迫切。为此，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多篇呼吁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的时评，并一再批评国民政府对国联的依赖。11月19日在头版的中间位置发表消息《中国未纳联盟分担金》，尽管字号不大，但位置醒目，提醒人们：如此的政府行为怎么能得到国际认可。11月29日的时评《超国家思想与个人主义》一文中，批评南京国民政府依赖成性，"对于国家大事，不能自决，一切必依赖国联"，但其对国联的依赖无疑是一场"迷梦"。12月12日的时评《外交须自觉》则进一步批评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惊慌失措"，以至于"对于日本态度认识不清"，"以为恃英美为背景，仗国联的余威，足以对抗日本"，而日本"亦不屈服"，导致4个月间的外交竟然"完全失败"；指责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是"懒惰成性"，不明了日本的态度决心，这是导致"外交大失败之根本原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此次满洲事变，除直接交涉，它无良策，且愈快愈好，解决延宕一日，则中国不免有一日之损失，若旷日持久以为得计，损失所及，殆不可测。"该报还不时散布政治谣言称："中国对直接交涉，似有顿悟，中立地带之对日提议，亦一种变相直接交涉。"
在此期间，《盛京时报》不断发表言论批评和丑化张学良和蒋介石，离间二者的关系。事变发生后，该报发表文章，把蒋、张视为中日冲突的祸首，指责蒋、张等人发动内乱、铲除异己的行为是嗜杀好战；而东北受制于军阀之下的二十年，"三千万民众，吮啃吸髓，经其横征暴敛，致有产者变成无产，无产者流亡走险，饮恨泣血"。以此为日本的侵略进行辩解，宣称其侵占东北的行为是对"军阀势力之摧毁"，因而"举国无惜"。同时，该报信誓旦旦地说："日本无支配满洲之野心，其理由不欲不负中国人三千万之重大责任"，但在混乱状态中"日本军在满洲维持秩序为绝对的必要之事"。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其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张下野，推动国民政府改弦更张，与其进行"直接交涉"，不断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丧城失地"、"不负责任"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批评，指称他们拱手无抵抗断送东三省，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对国家"无责任，无办法"，对国民"无片言抱歉之表示"。在《蒋介石下野》一文中，该报评论说：中国政治家的话就如同天气预报，蒋下野则张位不保，新政府必将严厉处置张学良，"蒋下野之时，即张出走之日"。还有报道将蒋张之关系形容为"同床异梦"，并刊登在头版的醒目位置，文中报道说：张学良就满洲问题的对策，在南京与蒋介石再三有所协议，二者"表面主张举国一致"，但蒋心中"以发生满洲事件，为地方长官张学良之责任，张学良负责辞职为当然"，而张学良"亦为中央政府及国民党所欺骗不满意"，现在两者是"同床异梦"之关系。
此外，《盛京时报》不断发表丑化东北军将领特别是张学良形象的文章，尤其是发表系列文章将张学良塑造成为搜刮人民、聚敛钱财的地方军阀，并暗示张学良组织锦州防卫，采取抵抗主义只是拥兵自保，蒙蔽国人，证据就是宣称张在锦州兵力只有5万，而在北平用以自卫之军15万。事实上，之所以如此报道，是因为张学良在锦州建立临时"省府"，组织辽西防卫，成为日本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绊脚石，所以日本不遗余力丑化张学良和东北军，以此降低其政治地位，瓦解东北抗日军民斗志。
可以看到，《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后大力批评国民政府应对事变的无力，渲染蒋张矛盾，极力攻击张学良统治东北无能，力图用舆论诱导民众的视听，以此动摇张学良和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并推动中日就事变问题"直接交涉"，以实现日本完全占领东北之目的。
综上可见，《盛京时报》对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经过、中国政府态度等报道，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为日本侵略做宣传的意图。也正是由于《盛京时报》在报道国民政府应对无力时所进行的批评，契合了国人心态，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负面舆论影响，使之成为配合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活动的有效舆论工具。
本文节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作者：李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