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其亲身经历对1959年庐山会议的本末始终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述，中外学者均奉之为信史。11年前，我就带着兴奋的心情，初读过此书的内部发行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那次主要是因为1959年自己在地方上也曾被罗织入罪，颇想到中央的会议中去寻根探源。最近又重读了作者惠赠我的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回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对毛泽东原拟在会上继续纠“左”，后来却转向反右倾的原因，思忖较多。
提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般总以7月23日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为界，将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毛泽东开列18个问题让大家漫谈讨论，气氛比较轻松自由。7月1日夜晚，召见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尤其随便，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实录”增订本，第62页)这样面折其非，主公亦毫不在意，照样谈笑风生。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不提这些口号了。又说：“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实录”增订本，第63页)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到10日在小组会上有7次发言与插话，坦诚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意见，但有的意见并没有来得及畅谈。彭德怀感到纠“左”仍不够有力，便于12日下午去180号(美庐)向毛泽东面陈所见，因毛正在睡觉，未果。13日便决心写信，14日下午送呈。“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自述》)这就是写信的动机。
彭的信分两部分。第—部分讲“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增长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实录”增订本，第101页)
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实录”增订本，第101—102页)
彭德怀的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言辞恳切的。其内容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比周小舟、李锐等在会议前期被毛召见时的直言无忌，显然更易为人所接受。但毛泽东却反而感到刺耳，认为其中有重大问题。7月16日，他给这封信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又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从17日起就对这个“意见书”展开讨论。到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便直指彭德怀以及与他观点相同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为“动摇分子”，“离右派30公里”。从此，会议的中心由纠“左”转向反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接下来，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斗争，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明言意在纠“左”，还准备形成一个“会议纪要”，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反右倾，并恰好选定彭德怀来开刀祭旗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微妙的问题。我考虑，至少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