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动乱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为他生下一对子女——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蒋经国是以“劈腿”，来揭开回报昔日蒋方良对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淘，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入台以后,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更严重的时候，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
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提起阿宝姐，我们不免要费些笔墨，谈谈这位在蒋经国寓所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女性。我认为，如果蒋方良没有阿宝姐，给她生活上诸多关照，帮助她融入中国社会，蒋方良能不能度过在长安东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长夜，都还是未定之天。
我说阿宝姐是影响蒋方良最深刻的一个人，可以从学国语这件小事来印证。前面我们提及章亚若是最早教蒋方良讲中国应酬话的启蒙师，而阿宝姐则教导蒋方良日常生活细节，教她如何锱铢必较，指点她一点一滴节省过日子的生活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