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04日05版，作者：王海光，原题为：《“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上)》，系节选。
舒云女士研究“九·一三”事件的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对林立果和林彪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于是她费尽心机地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的人进行排查，遍找谁是“内线”人物。在《完整调查》书中涉及的卧底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256号驾驶员潘景寅、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等。可能是因为说江腾蛟是“内线”太不靠谱，《谜团》中只涉及了三个嫌疑人。即：李伟信、李文普和潘景寅。
先看一下李伟信的“内线”问题。《谜团》作者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几乎与林立果“形影不离”，最有条件当“内线”报告林立果的行踪。在3658号直升机迫降之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捕。李被拘捕后，急切要找汪东兴，似乎要为自己证明什么。出狱以后，又经商发了大财。这些都成了作者怀疑李伟信“内线”的理由。
事实上，李伟信根本不是什么与林立果“形影不离”的“生活秘书”。他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经常跑北京、广州，为林立果通过香港的特殊管道采购一些海外物品，如电讯器材等东西。李伟信效力殷勤，服务周到，林立果对他很满意，称他是“外贸部长”。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研究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负责接待，端茶送水，进进出出，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9月8日下午，李伟信由上海来北京，曾参加了林立果、周宇驰谋害毛的秘密会议。期间，李伟信曾推说要去广州与香港方面的采购人员联系，想借机走脱，被林立果当即制止了。从“小舰队”密谋害毛，到劫持直升飞机，李伟信的表现都是比较被动的，内心很惊恐，但又无计逃脱，最后不得不跟着周、于去机场骗走直升飞机外逃。《谜团》作者要断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内线，这是需要拿出证据来的。例如必须要说明他是如何同毛联系的，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的等等。这可绝不是胡思乱想的事情。
《谜团》中讲，李伟信是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提审时急切要找汪东兴报告。这里的关键是，李伟信被拘捕后有没有要求找过汪东兴？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供词讲，他在周、于自戕时放了空枪，然后自己去“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李伟信的亲笔交代，1971年10月11日，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也就是说是他自己主动跑去报案的，不是被五花大绑抓走的。另据汪东兴回忆说，抓李伟信的时候，他喊的是要找卫戍司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吴德、吴忠的回忆和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到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的事情。在9月13日晚上，李伟信主动向审问他的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他不老实：“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吴忠听明白李讲的“五七一”工程的事情后，大惊失色，手都颤抖了起来。(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绝对没有想到，在这起简单的劫机外逃事件里面还藏有这么大的阴谋。吴德、吴忠的这段回忆史料也可以作为李伟信不是“内奸”，他与汪东兴没有任何联系的有力佐证。
可以设想，如果李伟信真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线”，汪东兴或有关部门早就会派人把这位立下大功的功臣接走了，不会让他再跟局外人的吴忠白费口舌，泄露最高机密的。审判“小舰队”成员，李伟信被判刑15年，是判刑最重的一位。如果从李释放以后的事业发达，再反推他是“九·一三”事件的得益者，这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从判刑的轻重上推论，那空军党办主任、副参谋长王飞的“内线”可能性最大。王飞是“小舰队”最核心成员之一，周宇驰、于新野都是他安排给林立果的，卷入林立果政变阴谋活动也最深，但最后在“两案”审判时因突发精神病免于起诉，补上了比他罪责要轻得多的江腾蛟。这里或许有些说不出来的隐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