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元旦刚过，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等军区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叶剑英与周恩来竭尽全力，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和保护了这些将领。于是京西宾馆就成为了这些老干部的“庇护所”。
不过好景不长，京西宾馆也成了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967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组织不许冲击。”然而1月28日，有人不顾中央军委的这一决定，包围了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形势紧迫而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成“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是造反派冲上楼，就准备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这事过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部分省市自治区一些靠边站的部队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做出了大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宾馆立即修建围墙的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此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有两个连，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又恢复正常。
在此解决上海问题
上海是“四人帮”主要成员的发迹地。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策划解决上海的领导问题，是在京西宾馆启动的。
1976年10月7日早7点左右，叶剑英的秘书忽然送来一份东海舰队发来的电报，称上海市突击发枪，民兵准备暴动……叶剑英即与华国锋商量。华国锋简单地询问了上海民兵的状况及兵力部署后着急地说：“他们一旦闹起来可不好收拾啊!”叶剑英手一摆，胸有成竹地回答：“不怕，有60军和东海舰队呢。”
两人决定，立即调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进京开会。
马、周二人到达北京后，被护送住进了京西宾馆。第二天，华国锋和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一看王洪文和张春桥没有来，知道情况不妙……华国锋随后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京，进入京西宾馆后，发现这里戒备森严，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夜里，华国锋和叶剑英便分别找他们谈话……马、王、徐勉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叶剑英指示说：“你们可以回上海继续主持工作，有困难提出来，中央帮你们解决。”
本来，马天水离沪后，王秀珍等人已命令武装人员进入临战状态。10月12日，马、王、徐回到上海后，开会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靠打砸抢起家的陈阿大、黄涛等人顿时炸了锅，大喊着要拼命。徐景贤站起来呵斥道：“真是目光短浅，你们这样只会加重他们的罪行。”
几天后，党中央向上海派遣了工作组，苏振华指挥东海舰队陆战队，聂凤智指挥第60军解散了上海的所有民兵指挥部并收缴枪支弹药。
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问题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