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在国际方面，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也没有号准脉。从1969年开始，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继续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和毛泽东(资料图)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经集中多时研究过游击战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游击战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战争的最后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毛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
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严重。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