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了一部昆曲《李慧娘》，在受到戏曲界、评论界众口称颂时，江青、康生向毛泽东告状，称“鬼戏泛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随之，全国各地开始禁鬼戏，孟超的《李慧娘》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有党史研究者认为，批《李慧娘》，其实是文革的开始。
毛泽东和康生(资料图)
口述：陆沅，《李慧娘》作者孟超的女儿，1949年秋至196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我父亲孟超，山东诸城城关镇督府巷人，祖父孟昭沄，是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北伐之后，回老家当了开明士绅，盖房子办学校。我父亲孟超是独子，文革之后，从台湾传过来的家谱，他是孟子第72代孙。
我家的院子跟江青家就隔一堵墙。她家当时很穷，哥哥是木匠。江青还裹过脚。有人说江青母亲曾经给康生家做过帮佣，这我不知道。
康生家离我家很近。他是地主出身，家里有五千亩土地，原来住在山东诸城城外，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怕他被土匪绑票，就全家搬到城关镇来了，离我家也很近。
我父亲小的时候，祖父观念新潮，经常给他买新玩艺儿，照相机、自行车都有，康生就来我们家玩，他比我父亲大四岁。
1924年，他们一起从诸城到上海，途经济南我外祖父家，我外祖父年轻时在北京的衙门里做事，相当于现在警察局的官，家里殷实，留他们住下，又给他们银两上路。他们到上海后，我父亲进了中文系，康生在什么系我不知道(注：社会科学系)。两人先后入党。
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我父亲留在上海，参与创建左联，又与夏衍等人创建上海艺术剧社。江青呢，先是由黄敬介绍到山东大学，之后也到了上海。
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跟王莹争演《赛金花》，她特别恨王莹。但王莹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跟我继母关系也很好。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艰难，继母告诉我说王莹上街的时候都没有衣服，就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回来就洗，洗了再穿。我父亲还是王莹的入党介绍人。1955年王莹和他爱人谢和庚从美国回来，到家里来看我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还送了我和我妹妹一人一件睡衣。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担任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所以江青后来借《李慧娘》整我父亲也是必然的。
“不要跟夏衍、田汉多接触”
我父亲去上海，等于就把这个家给抛弃了。后来由康生牵线，我父亲认识了我继母凌俊琪。
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到北京，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我入党时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履历，父亲一栏，我写的是：“可能是孟超”。10月9日，我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工作，副处长是廖志高(注:曾任川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父亲可能要来”。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廖志高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他也听说过我，就说是。本来让我在另一屋等着，结果我急了，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就都看我。然后廖志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让我们好好谈谈。吃完后，他先送我回住处，然后我再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1949年秋，部里调我任副部长安子文秘书。父亲在建国后先后任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肃反运动的时候，田汉(圈子叫他“田老大”)的弟弟田老三挨批了，他很有意见，觉得肃反扩大化了，伤害了群众。这个事传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她本来就很讨厌田老大，在上海时，田汉、夏衍都是搞戏剧的，她是三流演员，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现在就更讨厌了。
我记得安部长特意让我转告我父亲，不要跟田汉、夏衍走得太近。其实当时他就是暗示江青，但是他没有跟我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