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北平(今北京)的“军调部”，即“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专门“调处”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冲突的一个机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旨在“和平建国”的“和平协定”。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仍坚持其一贯的反共立场，不但视“协定”如一纸空文，还利用“和谈”的机会加速向内战前线调运部队，并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进攻。因此，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冲突一直未断。“军调部”就是为了“调处”这些冲突而成立的。它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美国方面的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冲突情况，“军调部”下面又分别成立了36个“调处小组”，以对各地发生的冲突就地“调处”。
1946年4月底5月初的某日。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从延安飞往北平。
美方代表团的飞机里，坐着一名中共的敌工人员。他的名字叫刘浩。几天前他还叫刘建，而在云南时他叫刘若坚。
这一次从延安到北平的飞行，是美方代表团的一次正常的工作飞行。
在随机人员中，却有一位神秘人物。他，文静，白皙，个头不高，貌不惊人。他这时的名字叫刘浩。
在几天前，他的名字还叫刘建。
而刘建，几年前在云南时，他的名字却叫刘若坚。
刘若坚，貌不惊人，却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地下省工委的领导下，他就已在云南，特别是“滇军”上层，做过许多统战工作了。他巧妙地运用各种关系，不但“结识”了喊一声震天、跺一脚撼地的“云南王”龙云、卢汉，还与大名鼎鼎的滇军实力派人物张冲、卢浚泉、曾泽生、潘朔端等有不少交往。1942年，他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当记者。周恩来和董必武指示他，要继续与云南地方的那些实力派头面人物保持联系，尽一切可能继续争取他们，以有利于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刘若坚即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又利用妻子禄时英既与龙云、卢汉同是彝族，又与两家沾点亲带点故的关系，进一步对他们及滇军上层的有力人物继续展开争取团结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到1943年底，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建立了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之后，刘若坚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改名刘建。
这天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云薄天青。飞机在平稳地飞行。同机的中外人士指点着机身下的黄河、太行等秀山明水，有说有笑，神情都十分轻松愉快。刘浩静静地坐在一旁，用赞同的微笑参与大家热烈的情绪“会餐”，不言不语，像一个世面见少、世故未谙的大学生。
其实，他此刻的心情比谁都激动，心潮比谁都汹涌澎湃。他的寡言、沉静，只是不想引起旁人对自己的过多注意而已。
因为他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
朱德总司令一说之后，他立即想起了许多他所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几天前的4月26日。
那天，他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毛泽东主席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央组织部突然派人来通知他，说朱德总司令要见他，让他同爱人禄时英一起，马上到王家坪总部去。总司令召见，必然有要紧大事。激动之余，他连忙招呼爱人，三下五除二整理了一下着装，就匆匆赶往王家坪总部。
他们赶到总部的时候，见那儿已等着几个人，分明也是等待总司令接见的。其中，刘惠之、苏民等几人是他认识的，另外几个他不认识。但听他们一口的云南乡音，知道他们都是云南老乡。他不知道总司令是一起召见他们，还是单独召见他夫妻俩。如是一起召见，他判断，那就准与云南老家的事有关。总司令是“老云南”了，算得上是半个“云南老乡”。当年总司令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跋涉到云南投军从戎，带兵转战，护国讨袁，最后又为了寻找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离开云南，可以说，他的革命之路是从云南开始的。现在内战气氛日紧，云南的地方力量雄厚，总司令是不是要叫大家“打回老家去”工作了？
刘建正自想得头头是道，朱德总司令来了。他先亲切地同大家逐个握手，询问了一些大家的学习、生活、身体等情况后，就笑着说：“你们都是云南人，我也是半个云南人啊。我是四川仪陇人，年轻的时候就到昆明，先是进云南讲武堂读书，毕业后在滇军里当司务长，然后就当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蔡锷将军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所以我也是半个云南人啊。我们今天是老乡见老乡，格外亲三分哪！”
被总司令这一说，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今天被总司令接见的，连刘建夫妇在内，一共有八个人。八人中，有资格老些的，当然也有资格嫩些的。资格嫩些的，初次见总司令这么大的首长，未免拘束。这一笑，就把所有的拘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于是，会见的气氛马上轻松热烈起来。
“大家一定都在猜想，喊你们来干什么了吧。”总司令见大家都有点按捺不住的样子，就呵呵笑着说：“既然是老乡相会嘛，总要有点关于老乡的事。今天我要同大家商量的，就是有关‘云南老乡’的事。你们都猜着了？”
刘建与总司令比较熟悉，就说：“蒋介石蠢蠢欲动，看样子内战非打不可，总司令是不是要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朱总司令笑着说：“算是给你猜对了一小半。”顿了顿，朱总司令加重了语气，神情也随之严肃起来：“不错，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八年抗战已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竟然肆意重燃内战战火。他已经把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都陆续调到东北来打我们了。两个军到齐后，滇军的兵力就占东北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假如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滇军站到反对内战的行列中来，争取一部分滇军起义，那么你们看，对全国的反蒋形势，对我们集中力量消灭东北其他国民党军队，将会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原来如此。看样子，组织上可能是要让自己到东北去执行“策反”滇军的特殊使命。刘建立即想起了那些以前就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对东北战局，刘建还是比较清楚的。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就是要控制东北。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并先后派遣了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率20000名干部进入东北；同时抽调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三旅和渤海、鲁中、胶东、滨海等军区部队各一部共约6万余人，陕甘宁第三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晋绥、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连同先期到达的冀热辽部队八个团，共十余万人的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由林彪、彭真、罗荣桓指挥。
对抢占东北地区的重要，蒋介石当然也很清楚，只是由于抗战期间他远在大西南，现在一时鞭长莫及，动作上慢了一步。他急忙央求美国政府提供飞机、兵舰，也分别从陆路、空中、海上，迅速向东北大量增兵。1945年10月底，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首先海运了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攻占了山海关，并沿北宁铁路攻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针对蒋介石的汹汹来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于12月28日再次经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要求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准备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起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之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转入反攻。
这期间，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艰苦谈判的时候。谈判的结果，“和平协议”签订，并决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在全国实现停战。可蒋介石竟突然声称“停战”不包括东北地区。他除了继续增调“国军王牌主力”新编第六军和新编第一军等赶往东北外，还于2月8日命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挥师”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大举进攻。从葫芦岛登陆的新六军，一上岸即与第五十二、第十三军等一起，兵分三路，由锦州沿北宁路向沈阳疯狂攻击，并于3月13日攻占了沈阳。于是，就形成了“停战”之后还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蒋介石的目标，当然是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完全赶出东北。但是，要把共产党完全赶出东北谈何容易！于是，蒋介石一手撕毁了自己答应的只运五个军(第十三军、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到东北的约定，又于4月中下旬，命令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分别从越南的海防港和广西的北海港，分批登船北运，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对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已开始分批抵达东北这一点，刘建是刚才听总司令介绍后才知道的。只听朱总司令继续说：
“我们要在东北着重做好滇军的工作，不但非常必要，也有这种可能。首先，滇军一直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矛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大都有不满情绪；其次，滇军中的不少官兵受当年护国讨袁的革命影响，有比较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迟早会看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我们过去就同龙云有统战关系，这在滇军的一些将领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在滇军将领中我们也已有过不少接触，并且已在滇军中建立起我党的地下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刘浩知道，现在主要由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两个军组成的滇军，是龙云全力经营起来的。可称之为龙云的“嫡系滇军”。抗战爆发后的 1937年8月，龙云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面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相谈甚欢，并受极大鼓舞，当即表示，云南也要学共产党的爱国抗战精神，愿将云南“全部人力物力贡献国家”，为神圣抗战牺牲到底，并当即与朱德交换了密电码，与延安建立起了秘密联系。这两个军就是从那以后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龙云一直与中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统战”关系。不用说，与龙云的这一“关系”，在滇军上层基本上已属“公开的秘密”，肯定会影响到滇军的思想情感。因此，这一有利条件，应该说已十分具体、实在。
朱德见大家都听得很专心，就提高了一点声音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你们都是云南人，在滇军中总有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故旧，总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老乡的关系，同学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等等，去做他们的工作。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不要去作那些无谓的牺牲，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把滇军争取过来，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意见？”
当然同意朱德总司令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总司令的一席话，早已把大家的工作热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妙棋，也都认为自己有条件为实现中央的这一方针尽“一分绵薄之力”。于是，总司令一说完，大家就都争相报告，说他有一个兄弟在滇军，他有几个同学在滇军，他有什么亲戚在滇军等等，纷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
刘建当然更兴奋异常。对滇军，他似乎比他们还更有“发言权”。他听“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积极要求，所认识或熟知的朋友、老表、同窗、同事，基本上是在滇军的下层工作，而他则不但与龙云、卢汉这样的云南“大佬”有相当关系，与此刻正率军进入东北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等，也已打过不少交道。显然，他的工作条件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位都高出一筹。于是，他也就当仁不让，明确地向总司令提出：他的条件比谁都优越，请组织考虑，能让他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看着刘建那副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总司令呵呵地笑了。晚上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地叫刘建和禄时英坐在他的两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他们说：“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同意你的请求，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一任务了。”停停又说：“你先开始做些必要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详细谈话。”
随后的两天，刘建夫妇几乎夜不成眠。太激动了！一是领受了这样光荣的使命，二是除总司令亲自点将，中央其他首长还要给他面授机宜。两人一面积极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些准备，一面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召见。
最后，刘少奇又交代：“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原因，时英同志这一次就暂不和刘建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包括时英同志。你们认识的刘惠之、苏民等也都要陆续过去。他们要晚些时候才行动。现在有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建同志正好随机同往。到北平后，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给你安排。刘建同志去东北后，可以先跟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就以公开的身份，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浚泉、曾泽生他们的工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你要尽可能地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建立起联系后，你的第一步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