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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李熙见局势难以收拾，便向宗主国中国发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得知这一消息，日本异常兴奋。
日本不甘于岛国之境久矣。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十年，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看出，日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只有入侵亚洲国家，才能把失之于西方的损失补回来。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藩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这一理论被称为“补偿论”。
吉田松阴的许多学生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日后都成为倒幕维新的中坚力量。这些主宰日本走向的风云人物，接过了吉田松阴的衣钵。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补偿论”又幻化出“海外雄飞论”、“大陆政策”等一系列军国主义理论。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思想根源。
朝鲜半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被日本看做染指中原的天然跳板。16世纪，丰臣秀吉曾两度率兵攻打朝鲜。这两次征韩虽然都铩羽而归，但日本鲸吞朝鲜的野心一直没有停止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胃口。此时，日本又一次把朝鲜看做必争之地。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就曾感慨：“(朝鲜)倘被他人先占，国事休矣。”然而，如何才能染指朝鲜，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清军入境戡乱，给了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885年，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
这一回，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栽在谙熟国际法的伊藤博文手上。《天津会议专条》中对于何谓“重大事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李鸿章绝想不到，10年后日本就是凭着这项条款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
1894年5月，清兵尚未进入朝鲜，日本驻朝公使就曾提醒朝方，如果中国军队入朝，须按“乙酉约知照”。此时，日本搬出《天津会议专条》，意图已昭然若揭，一俟中国出兵，日本军队就会不请自来。然而，这样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足够重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竟然向李鸿章报告：“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6月9日夜，就在清军进入朝鲜的几天后，一支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一天后，这支部队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进入朝鲜首都汉城。直到此时，袁世凯仍在电报中说：“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
就在中日两国军队全都抵达朝鲜后，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出人意料地达成了停战协议。按理说，东学党起义既已平息，中日两国就该退兵了。可就在清政府电令统帅叶志超准备回国时，日本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7月中旬，日本驻朝兵力已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反处于劣势。
事实上，日本早已铁了心要与中国开战。此时日本海军已改为战时体制，并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与中国断交、驱逐中国军队。
深知中国军队不堪战的李鸿章，曾极力游说俄国出面劝日本罢兵。正在谋求向南扩张的俄国，的确不愿意看到朝鲜落入日本之手。6月底，俄国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再与中国在同时撤兵的问题上设置障碍，日本政府将负重大责任”。俄国人的警告令日本朝野震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能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然而，铁了心要跟中国开战的日本，不惜与俄国撕破脸，甚至冒着亡国的代价，拒绝了俄国的警告。
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俄国人最终决定作壁上观。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的电报中说：“由于我方的非正式调解，我们可能一反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国狡狯的直隶总督的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老把戏，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不灵了。日本入侵朝鲜，已是箭在弦上。早前极力鼓噪中国出兵朝鲜的袁世凯，这时突然“一病不起”，一天数封电报要求回国养病。大战在即，正值国家用人之际，这个最早的主战派，却脚底抹油先摆脱了这个是非之地。
据说，后来恭亲王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一言难尽只得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
甲午一战，全都归咎于袁世凯的鼓动或李鸿章的指挥失当，都有失偏颇。事实上，日本人为中日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暗自准备了数十年。
朝野一片主战声
1894年7月，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中日在朝鲜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李鸿章力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时，中国朝野已经是喊杀声一片。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通过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而是一种建立在相同文化认同感上的独特国家关系。到了19世纪末，作为龙头老大的中国，已自顾不暇，对周边的藩属国，大多无力回护。1862年安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1885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对于这些小兄弟的沦陷，中国只能望洋兴叹。然而，紧邻东北“龙兴之地”的朝鲜，却是清政府惟一想要极力维系宗藩关系的国家。
当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中国朝野上下勃然变色。1894年7月9日的《申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一闻高丽乱耗，立即遣兵前往，是犹父闻子病而立即遣医往视也，与他人亦复何干？若乘孺子之偶有疾病而辄欲玩之于股掌之上，则为之父者必勃然作色，怫然动怒，必不任他人之任意玩弄。此必然之理也，高丽之事得无类此。日人之玩事高丽，未免逼人太甚，至而谓中国肯坐视不救乎？”
既然要打，那么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如何呢？都察院给事中褚成博的一份奏章颇能代表当时国人的看法。褚成博称，日本乃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而“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军和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不单朝中官员认为日本小国不足惧，普通的知识阶层也没把小日本放在眼里。《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财力充盈，又有各地关税支撑，财富“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日本资源贫乏，经济落后，国库空虚，难以支撑对华战争。战争一旦爆发，日本国内必定会经济崩溃，厘市萧条。
另一篇文章表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国也堪称强国。“以五大洲中强大之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知其渺乎不足比数矣，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啻十倍于倭、百倍于倭而已。”
更有人嘲笑：“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材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既然中国如此强大，中国人如此神勇，还找各国斡旋什么？痛痛快快打一仗才是正经。褚成博认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中国军队面对日本的挑衅，显得畏首畏尾，全因李鸿章怯懦。因此，他上疏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当时朝中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是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清流派们是科举出身，在全国儒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虽然不懂洋务，却掌握着朝中的舆论风向标。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对李鸿章极不信任。他们认为李鸿章的主和是舍不得拿自己的北洋军队去拼命。在清流们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也渐渐对李鸿章的“主和”表示不满。7月16日光绪帝在上谕中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措辞已极不客气，李鸿章自然不敢怠慢。然而，现实中的北洋海军是否真如国人想象的那样强大呢？只有李鸿章知道，传说中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舰队只是一个传说。此时他手中可用的军舰只有8艘。
甲午之后，李鸿章曾自嘲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