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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到贵州黎平县路过的时候，参观了一下“黎平会议旧址”，对中央红军最后是谁领到了陕北这个问题有了兴趣，于是看看资料，最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中央红军起初长征的时候是迫不得已，行色匆忙，从获得国民党军的重围情报到决定突围出发，也就是十来天时间，根本就未来得及仔细讨论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只是大概的讨论将要突围的到湖南湖北地界，跟红二，六军团会师。然而经过湘江战役后，损失相当巨大，因而不得不向军阀势力薄弱的地方突击行军。黎平会议上商榷的定向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遵义会议之后，敌情严重，又不得不沿着贵州与四川的交界处向西走。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曾经五次讨论到红军的去向，为此中央和张国焘有很大的矛盾；中央想到接近苏联的甘肃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张国焘则反对，认为西北贫瘠，不如南方粮草丰富，结果是各说各的理由，经过俄界，毛儿盖，两河口这些会议仍然没有最后确定究竟红军该到哪里建立根据地的明确事宜，只是含糊的往甘肃方向攻击前进。
机会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以下有好几种说法：
---红军战士陈诗林回忆："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周恩来)对邓大姐(邓颖超)说：'我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陈诗林小佬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和三个卫生军校的同学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报纸上有关内容大致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西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匪区。'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19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据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同志回忆："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2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他还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199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第十版)
---红军老战士刘英同志回忆："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得知陕北有苏区根据地、省红军、省游击队的消息。……长征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张闻天9月22日在前委机关报《前进报》上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作了分析，从而提出：同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建立新苏区。9月28日，在通渭的班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93年3月29日《新闻出版报》)
另有一个事情是林彪聂荣臻的部下耿飚在邮局里发现了一大堆报纸，于是将报纸带到了红一军团部，聂荣臻无意中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立刻将报纸送给张闻天和毛泽东，又急忙出去找到贾拓夫。(应该是和周恩来商量过的-----笔者猜测，因为叶帅不会是独断专行的人)
好戏开场了！
叶帅绝对是个敏锐的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掌握住良好的契机。
叶帅和周恩来都熟悉贾拓夫这个人，为什么呢？
贾拓夫是陕西省委派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去汇报陕西省委工作的人，当他到了上海的时候，给中央写了一份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涉及军事、农业、抗日运动等方方面面。中共中央已经因为叛徒顾顺章的告密而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的苏区，贾拓夫随即跟着奔向江西苏区。当时当着中央的书记是博古，而博古是靠周恩来做具体事情的，因此贾拓夫写了几万字的陕西省委状况的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仔细询问的陕西省委的一些事情。自然了，陕西是回不去了，就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工作，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也当工农学校的教师。贾拓夫当时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五届全会，是候补委员，这当然是代表陕西省委的代表了。
为什么叶帅认识贾拓夫呢？当时的叶帅从苏联回来后，1931年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帅这个当时的校长当然熟悉当教师的贾拓夫了。
贾拓夫是个不得了的人，就算是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绝对是个高级人才。
贾拓夫是陕西省神木县的人，在十岁的时候失去父亲，母亲靠酿造酱油醋赚钱让贾拓夫上学。贾拓夫所在的学校校长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这个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因此出现过不少有名的中共党人。贾拓夫十六岁就参加中共的工作，1928年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任共青团 陕北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0年他18岁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 西安市委书记。10月一度被捕。20岁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省委组织，宣传工作。贾拓夫的足迹除陕北以外，还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间，他与刘志丹有过接触。
贾拓夫是很聪明的人，学识非常高，所以成为陕西省委中得力的人物。在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特务到来的时候，省委会议已经开完了，准备散会了。贾拓夫单独到柜台前结账，这当口，一群特务涌来抓人，开会的人全被抓了。正在外面柜台结账的贾拓夫非常机灵，发现险情知道自己独力难解，立即从后门撤离，马上逃向离西安市三十公里外的临潼县，藏了起来。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特务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一度陷入困境，几个同志商量由贾拓夫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参加长征的时候，贾拓夫23岁，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下面的“白区工作部”，担任部长。这个部门说穿了，就是搞破坏，搜物质，这对年轻人来说倒是很合胃口的事。到了草地时候，贾拓夫已经是征粮队的队长了，证明其工作能力非同一般。
中央里当时没有一个陕西人，甚至没有一个对陕西了解的人，经周恩来和叶帅的举荐，贾拓夫立刻成为宝贝疙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一连几天倾听贾拓夫介绍陕西状况及他对刘子丹谢子长等人的了解状况，终于将报纸上的情况和陕北的实际状况联系了起来。中央并且让贾拓夫详细的写陕西军事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
贾拓夫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文章也写的好，毛泽东夸他是“陕北才子”。
自从哈达铺列席参加中央系列会议之后，这下，贾拓夫的待遇是自然高了：和中央领导一起吃饭休息，中央首长的土旱烟少不了分给他一份，中央领导会议他必须是会会参加，做要点发言。当年，他才23岁多点(1912年出生)。
为什么在这之前贾拓夫没有受到重用？笔者为此也纳闷，但也理解因为红军本身在经常打仗，一直都没有解决长征的目的地的事情，而贾拓夫当时离中央很远，级别不高，又忙于具体工作，中央的一些秘密问题他是不了解的。在他离开陕西后红军的迅速发展的状况，他也不知道发展到什么规模了。
毛泽东听完贾拓夫的讲述之后，心情大为开朗，此后至走到陕北的路上，毛泽东诗兴大发，一连串的写下了《七律·长征》《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四篇诗词。
中央政治局经过研究，决定让贾拓夫做向导，留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一路上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
1935年9月28日，中央召开了“班罗镇会议”，决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战略目标。
1935 年9 月29 日，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率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于拂晓出发，一举攻占了通渭县城。第二、三纵队也离开位于通渭县西南部的班罗镇，相继会合于此，印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发给各部队。
奉中央的指示，贾拓夫率领大约一个连的红军战士，带上一部电台，担任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23岁的贾拓夫熟悉陕西地形地貌道路，带领战士们在一个星期的搜索之后，在陕西甘泉的下寺湾，遇见了从陕北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15军团的程子华和郭洪涛，贾拓夫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情况，并告知中央红军将以陕北为立足点，沟通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联系，并返回身到中央报告情况，当向导向陕北吴起镇进发。1935年10月19日在吴起镇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
贾拓夫为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在陕北做出了卓越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