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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一贯以“革命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苏俄在中国》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蒋介石辩白自己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独立路线。蒋介石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本人建立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们，不断变更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戊戌变法”(1898)，搞的是“君主立宪”，保皇维新，那是“以英为师”；“辛亥光复”(1911)时，搞的是“共和革命”，流血起义，那是“以法为师”；“十月革命”(1917)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震惊世界，不少追求新思潮的年轻人主张模仿，遂行“以俄为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已经开始了“政党政治”的现代实践，“五四”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往社团、盟会、党派方向努力，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最先进的理念，组建一个最有力的政党，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以英为师”、“以法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乃至最后“以俄为师”，都是受此思潮的左右。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文注意到这个新思潮，又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主张“联俄容共”，学习苏联。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变成了一个苏俄体制的政党。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却在1950年代的辩解中推脱得一干二净。
政客们是当事人，利益牵扯，说话常常不可信，需要认真鉴别。事过境迁，学者们根据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客观公正地加以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用很细致的清理，说明了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作者认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结论，比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洗刷开脱的说法，要中肯得多。国民党和苏维埃主义有亲缘关系，这很明显。王奇生据俄共档案查实，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落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国援助”，决定拨给两百万墨西哥银元时，含有按照布尔什维克模式把国民党改组成兄弟党的条件(参见第7页)。“卢布”，主要给了国民党，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一直青睐国民党，甚于属意共产党。国民党是由苏联专家改组的，因为势力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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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著作，他揭示了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容易被遮蔽的侧面——国民党曾经的苏俄特征。这部书着重历史清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读起来有点像是一部探案小说，引人入胜。根据他的查考，《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在“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类同”(第14页)。原因无他，是“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起草的而已。这个章程的特点，是“将党放在国上”(孙文语)。因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改进”以后的国民党，“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见第21页引文)。
国民党“联俄”运动，蒋介石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和党务。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第19页)
蒋介石8月16日离开上海，12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三个月(实则四个月，又有说半年——引者)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引同上)王奇生说“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第8页)，主要是学习组建一支苏式军队，而不是模仿“建党”。书中似乎认为：孙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改变了《联合宣言》中拒绝苏俄政治模式的做法，决定模仿，主要是在10月初和苏俄新到代表鲍罗廷谈得投机的结果。这个分析，有相当的道理，鲍罗廷确实很有煽动能力。但是，肯定鲍罗廷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孙文主观意愿的决然改变。事实上，孙文在会见鲍罗廷之前两个月，已经指派了“孙博士代表团”，让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党务，模仿之心，已经昭然。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容纳“共产主义”，孙文在1923年的大转变，关键时间在2月，关键人物是廖仲恺，执行人物是蒋介石。蒋介石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廖氏返广州。国父听取其报告后，益信中国与苏俄作友谊的提携，将有利于中国。”(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3页)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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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契合，并不全是“卢布”援助拉近的。固然，“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以后，缺钱的孙文，为了东山再起，曾先后寻求过英国、美国、日本的援助，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甚至超过“二十一条”，近年来多有披露。但是，国民党最后采用苏俄模式，也有内在原因。最切近的原因，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在于“党军”的模式。他分析说：“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文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他的‘党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第23页)孙文原来也是“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的提倡者，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孙文再次诉诸武力。在日本建党，曾要求党员签字画押，效忠他个人；在广州组军，曾要求士兵全体加入国民党。他和北方军阀争民国正统。但是，当时已经有了“南与北一丘之貉”的说法，广州政权被看作另一个割据势力而已。陈独秀一开始拒绝苏俄提议的“国共合作”，理由就是说：“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视之(指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见第23页引)苏俄通过控制“党军”，建立“党国”的模式，对广州时期的孙文极富诱惑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惟看他何时决定抛弃自己早先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既然国民党的政治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行议会政治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按蒋介石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的效忠均不可靠”。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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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和党争》延续了过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1928年前后的说法，认为蒋介石是在“中山舰事件”(1926)后才逐渐篡夺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第105页)。一般来讲，这个说法固然是对的。但是追究一下蒋介石“崛起”的真正原因，他的“篡政”并不意外。当“校长”已经披挂，当“党军”已经成形，蒋介石军权在握，不接班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第26页引)，由“党军”建立“党国”，不正是孙文的想法吗？蒋介石满口“三民主义”、“党国至上”，借着黄埔练兵，陆续获得军队总司令、党委员长、政府主席等职位，这时候再指责他是“新军阀”是有点牵强的。有一支苏式军队，有一个苏式政党，还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就和一般军阀很不相同了。苏维埃版本的集权体制，本性上都要求军、党、政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远胜于清末延续下来的军阀体制，让北方军阀们显得粗鄙、简陋、松垮，不堪一击。况且，孙文在世时，已经把军事重要性(“军政”)置于革命的起点。他在《申报》发表《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时期”论；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又说：“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这样，无论是按照苏维埃体制，还是孙文“军政”之遗愿，蒋介石的军人身份颇具“合法性”，一点都不成问题，胡汉民、汪精卫，还有陈独秀，眼看着蒋介石的崛起，一点办法都没有。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的“苏俄化”，是一个整体现象。由“党义”，而“党军”，而“党国”，并非广州国民党一家而然。即便不是完全的苏俄化，那种为自己的割据找一种“主义”，树一种“理想”，以便凝聚自己的小团体，成为各省军阀的时髦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