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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本书节选：
周恩来自山西回延安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乘机从苏联回到延安，与王明同机回来的还有陈云、康生、曾山等。
1937年12月9日，为期6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首都已经从失陷的南京迁到了重庆，而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先到了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因此，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由钱之光任处长。当月中旬，肩负重任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武汉，邓颖超一同前往。
21日晚，周恩来同王明、博古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等建议，王明、博古分别就抗战形势、共产国际的提议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所准备而来的。这就使得内心对谈判抱着敷衍态度的蒋介石很尴尬，不得不连连点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蒋介石还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蒋介石对很少打交道的王明颇感兴趣，对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直言不讳：“你留在武汉相助我吧！”王明望了望周恩来和博古，神采飞扬：“这要等我们中央决定。”
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朝墙上的挂钟斜睨了一眼，合上文件夹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为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要陈诚出面邀请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
陈诚满怀热情地登门邀请，周恩来笑了笑，婉言：“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
博古是个直性子，脾气也躁，开口说：“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个副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陈诚陪笑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赞助的立场，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求达到有利于争取坚决抗战的分子和削弱亲日派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权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已经做了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团暂时只能采取推托的态度。
周恩来把陈诚送上汽车时，请他转告蒋介石：“委员长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具体任职当前还是免了。有关抗战之事，该我们办的，没有职务也一样办。”
不久，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周恩来同样坚辞不就。到了1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人来催请周恩来走马上任政治部副部长。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详细分析了到达武汉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的新的进展，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对孔祥熙的邀请应该谢绝，毕竟属于行政范围，孔祥熙又为主和者。而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同坚持抗战和挽救危局有直接关系，参加进去可以从内部直接推动国民党抗战。”
意见统一后，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电报中指出：“如果屡推不干，蒋、陈会说我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参加进去可以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造。”电报还强调：“要有条件地参加进去。”
中央回电同意。3月6日，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