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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围剿”一边送子弹 当军阀心眼多 两名“富商”被抬进罗塘镇谈借道说协议---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面对50万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10万红军被挤压到赣南闽西只有七个县的狭小区域。就在蒋介石准备发起最后总攻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主力五个军团却隐蔽跳出了包围圈，向西走上了长征之路。
放弃中央根据地是一大悲剧，但红军主力大多平安转移，毕竟还是不幸中的大幸。突围的中央红军能顺利从国民党粤军的防线上通过，关键原因又在于周恩来事先派人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可以借道的秘密协议。
第五次反“围剿”中曾错过联合十九路军良机
1931年末，国民党南京政府经过连年混战，在表面上迫使各省军阀对其表示服从。实际上，那些“土皇帝”仍保持着割据状态。各派军阀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都感到恐惧，在反共大方向上有着一致性，然而在“剿共”中却又要保存实力，甚至要利用红军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这又为共产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矛盾。
1933年秋，国民党粤系部队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表示愿意同红军联合对付南京政府。如抓住这一时机，就可以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但此刻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的思想主导下，仍将福建政府视为敌对力量，看着其遭受蒋介石进攻而坐视不救。蒋介石迅速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在中央苏区东部也形成了强固的进攻态势。再加上蒋系中央军在北面、西面的不断推进，设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此时，只有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 “围剿”中表现消极。
战场奇闻陈济棠送来3万发子弹
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在1927年便参加了反共政变，但为保持自己的广东地盘，又长期反蒋。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时，任命他为“南路总司令”。陈济棠深知这是“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南京当局再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陈济棠借“剿共”之名，每月向蒋介石索要60万银元的作战费，在前线却不肯积极进攻。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赣南闽西根据地严重缺乏食盐和医药等日用品，陈济棠却同意开展贸易往来，中央苏区便用当地所产钨砂同粤军换取急需的物资。在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粤军不断对天鸣枪，商旅货郎仍挑着担子在双方前沿频繁往来。
1934年夏，毛泽东从瑞金到达会昌前线，指示应对粤军进行统战工作，宣传“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随后陈济棠派高参杨幼敏将3万发子弹送给驻会昌的红军，成为交战双方一方送弹药给另一方的罕见奇事。
9月间，陈济棠看到中央苏区形势危急，担心蒋介石“剿共”得手后大军南下广东，秘密派出一个姓李的信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周恩来、朱德冲破了以往的教条束缚，认为有必要和谈。此时，临时中央已经准备突围，周恩来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力争与南线粤军达成协议，为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突围开辟一条道路。于是，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陈济棠，约定好双方秘密谈判的事宜。
“贵客”来谈判得知“鸽子飞走了”
陈济棠的信使回粤后，周恩来召来红军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和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要他们代表中央去谈判，希望能达成协议。行前，周恩来又同二人约定：“如用电报通知你们，'你喂的鸽子飞走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10月5日，潘汉年、何长工两人装扮成富商，来到红军与粤军对峙的前沿筠门岭，陈济棠派心腹特务连长严直秘密用轿子来迎。这两位“陈总司令贵客”，被抬到寻乌县罗塘镇一幢戒备森严的洋房里，与陈济棠的代表、总参谋长杨幼敏等人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联；四、必要时红军可以在陈部的防区设后方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济棠的防区用陈的护照。
谈判刚刚结束，何长工便接到一封写有“鸽子飞走了”的电报。陈方代表很狡猾，马上询问是不是红军要突围，何、潘二人支应了过去。接着，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潘汉年、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木桥边。
周恩来派来接应的干部已等候多时，要潘、何二人速去于都。
他们赶到那里才知道，红军中央机关已经开始秘密突围长征，大部队昼伏夜行，目标是赣粤边境地带陈济棠部设置的防线，要在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包围圈中钻开一个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