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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长期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60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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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加猜测。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国[美]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蒋介石7月8日的日记中又一次谈到，“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也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译为中文为：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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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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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从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多次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共党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蒋介石的日记生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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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决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
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这是宋美龄抗战期间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
1943年12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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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2007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霭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月1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