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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陈云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初，都没有到过苏联，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样，获得共产国际先入为主的好感，并在国际的支持下，几乎是一步登天地爬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和陈云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是通过各自的艰辛努力才获得的。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最初关注，始自于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建党活动时。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改组国民党事宜。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一行，并请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给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讲了"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随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了他在中国所做的沿途考察的观感，特别提到了湖南长沙的情况。他写道：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
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①。这一报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所做的较为扎实的工作。此后，毛泽东积极赞成共产国际提出的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也获得了国际代表的好感。
毛泽东再次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是在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这篇报告由于抵制了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国民党右派的污蔑，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送给它的一份报告中得知，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在各地的工作都处在严重的困难之中，而惟独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数县的根据地，形势很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的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于是，毛泽东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频繁出现。据有关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初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名字在《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中，差不多出现过60次之多①。
《真理报》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到了1929年，莫斯科的众多苏联上层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年7月，《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
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②。《真理报》对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宣传，说明毛泽东这时已在苏联领导人中产生了重要的印象，也说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了。1928年6、7月间，在几乎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一手包办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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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苏联人的意见，1930年秋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经莫斯科的认可，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不过，由于《真理报》上的消息大都来源于上海的中国报纸，因此在对毛泽东进行介绍时，也就难免有不一致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一会儿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有1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
更为离奇的是，1930年初，共产国际主办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竟登了一个宣布毛泽东已经死亡的讣告。"讣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①。
"讣告"所报道的消息虽是不正确的，但对毛泽东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却又是客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了解和重视。
"左"倾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不久，就将毛泽东的领导大权逐渐取消了。但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却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他们给中国党发来指示，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
他们认为，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来没有实际指挥过红军打仗、而只靠豪情壮志的人来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不如更加注重有实战经验的毛泽东。他们向中共中央建议，应当设法劝说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而不是简单地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但是当"左"倾领导人接到这一指示时，毛泽东在军队中的职务已被剥夺，博古甚至提出要送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去苏联养病。莫斯科领导人听后当即指示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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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左"倾中央不断地对毛泽东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各地也无情地洗刷所谓的"毛派分子"，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毛泽东保留一些重要的党政职务，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连遭批判且不能与会的毛泽东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另据王明讲，莫斯科对中共不经同意就擅自决定剥夺毛泽东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莫斯科还大量出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并出版了一个毛泽东的文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后来认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自主决定自己的主要领导人并承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红军长征途中，共产国际在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时，开始称毛泽东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滕代远在代表中国党致辞时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紧接着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的位置上加以颂扬。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真理报》对毛泽东的介绍和颂扬不仅更多而且调子又有所提高。
如《真理报》上的一篇长文不仅称赞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称赞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公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
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①用这一基本是套用对斯大林的赞颂来评价毛泽东，显然说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尽管对毛泽东过多强调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并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做法不很满意，但在处理王明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时，主要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更明确表态，要王明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夺领导权。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