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叶群坐着林彪的“吉斯”汽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林彪要我给毛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
关光烈和我(迟泽厚)，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1965年，关光烈找了个理由，要求下部队工作，林彪、叶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广州军区，被分配到127师任副政委，3年后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师所在的43军奉命移驻河南洛阳地区，改隶武汉军区。
正当他在师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很多领导都对他看好之时，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1971年9月8日，正在军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关光烈从离开“林办”之后，就不再与之联系，他离开已经多年，而且这样的召见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干什么?但是，他不能问。他报告了军政委王文德，王文德虽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统帅召见，不能不去。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林立果向关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许多要求，什么从127师调喷火器，调40火箭筒，弄100套陆军制服……关光烈都一一托辞拒绝。
过了两天，林立果见他仍然一点也不配合，万般无奈，只好叫人给他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放他去了。他刚回到部队，“九一三”事件便发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级干部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这次进京情况。他不讲，其他人，包括军的领导，自然也不会问，这是规矩。
1980年10月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北京负责审判两个集团的“主犯”，还有内定的60名“同伙”，则交由这些人原来所在的大单位发落。关光烈被送回武汉军区，他在这个名单中位列第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