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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年一个轮回的甲子之年。甲午年就是农历一甲子中的一个，比如1894、1954、2014。今年又是一个甲午之年！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
西方媒体怎么看甲午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以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却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有没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却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日本著名记者岸田吟香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语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据他们的战地记者记载，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竟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